邹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和发展的对立性在减弱，和发展的一致性在上升，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可以从增长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我们中国发展的最新态势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支撑转变为依靠要素效率改善的支撑，这是转型的增长经济学最根本的含义，也是中国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迈进的本质所在。这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节能减排提高效率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产生是一致的，当然一些局部的摩擦是存在的，但是很小。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要调结构、改方式、提效率，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不能饮鸩止渴，继续不顾效率地增加要素投入；要利用节能减排的门槛去淘汰落后产能，促低碳发展，从而提高效率支撑经济增长率；而且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也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直接贡献应对气候变化。

邹骥：我觉得在怎么做这个问题上具体要分应该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两个层面来讲。应该怎么做，以这次会前通过的气候融资文件为例，它就是《巴黎协定》精神的延续，其中就提到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责任，例如应该在2020年筹资1000亿美元、应该加速注资速度等。

能够怎么做，就跟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意愿、体制包括经济形势有关联了，甚至要考虑到它们面临的一些客观困难，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发达国家给出。再谈到中国国内的绿色金融，暂时还与气候变化融资有一定的区别，它谈到的更多的是局地的环境问题，其标准、导向、配置等层面是否有利于绿色发展。在实践中，绿色和低碳其实有着非常高的重合度，在融资上肯定是要统筹考虑的。

邹骥：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是常规性的，这次大会肯定是继续《巴黎协定》的谈判，因为很多技术细节层面的谈判内容还没有完成，比如说透明度的问题、全球盘点的问题等等。它会更注重于如何落实《巴黎协定》，因为协定的很多内容还是框架性的，落实的细则是本次及今后一段时间谈判的重点；如何保持政治势头也是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课题。但是作为一个常规会议，不可能总是高潮迭起。的确，去年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今年按部就班地推进这一工作，将谈判更进一步，就完成它的任务了。《巴黎协定》规定，2023年将会进行一个全球盘点，这个盘点的重点或将会是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更新，一个新的热潮会到2023年将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