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前的气候变化主席声明、中美《巴黎协定》批约文本联合交存、会中的气候变化议题讨论……可以说，气候变化是第一次在G20峰会这般量级的舞台上演出如此重要的戏码。

9月5日，此次G20杭州峰会圆满落幕，应对气候变化的“征程”却依然向前。针对G20杭州峰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家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就《巴黎协定》生效后的新格局和新变化，邹骥也进行了一番细致描绘，并指出，继《巴黎协定》之后，下一次气候变化全球谈判的高潮将可能会在2023年全球盘点前后出现。

邹骥：实际上，在G20峰会前后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要点有三个：一是中国要率先批约，带头促进《巴黎协定》的早日生效。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各自将批准加入《巴黎协定》的文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保存。

第二点是敦促其他国家早日完成批约程序，从而尽早实现生效的条件，即《巴黎协定》将在至少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至少约55%）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现在中美两国的排放量大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39%左右，加上此前批约国家的1.2%，还有不到15%的排放量就可以生效，批约的缔约方越多，离生效条件就越近。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落实、实施《巴黎协定》，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的改革、能效的提高等方面作出努力，完成在《巴黎协定》中作出的承诺。

邹骥：当然意义重大。它彰显了中美两个大国在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良好的合作，展示了强大的政治意愿，而且都采取了法律程序上的批准行动。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最大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共同向联合国交存批约文本的这一举动势必对其他国家批约产生重大的示范作用。另外，对于中美双边而言，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在这一领域，两个国家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意愿，也取得了合作的成果。

邹骥：此次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G20峰会上，有几个原因。一是时间日程原因，3日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巴黎协定》，刚好奥巴马要来中国参加峰会，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实现中美批约协议的同步正式提交。

更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有意而为之举，固然以往G20峰会是以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主的一个峰会，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作为主席国，对于G20峰会的议程设置和内容做了极大的改革和创新。我们将去年联合国峰会所确定的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全球经济议程的方向和主题，以此获得最广泛的包容度；将增长方式创新作为全球经济繁荣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案或“药方”。这时候，气候变化议题纳入G20峰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质上来说，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它表现为环境问题，但更是一个发展问题。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长期发展议题的G20峰会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的过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巧合，就是去年年底各国谈判代表达成了《巴黎协定》，今年4月签署了《巴黎协定》，当下正要推动各国批准以便尽早生效，这一进程与G20峰会的时间又是一个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