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据我估计，生效问题不大。当然到底是年内生效还是明年，这就是个问题了。各国的批约计划、程序的长短还是有影响，中美现在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呼吁。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这跟美国政治的未来变化有一定关联，这也是中美为何这么紧迫地合作加速《巴黎协定》生效的原因，一旦真正尽早生效，这样就能极大避免美国政治对于该协定的一些潜在的可能的不确定影响。总体而言，达不到生效条件是一件非常低概率的事情。

邹骥：大的原则没有变化，发达国家要承担的率先减排、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支持责任也没有变化。所谓变化首先是长期争论或者说解读“共同但有区别”原则问题上，包括在分别定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上，在保持基本原则前提下有与时俱进的意思。《巴黎协定》在完善上述原则，参与方更加广泛，强调了“共同”责任，也突出了“有区别”的责任。当然也有人用“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来概括《巴黎协定》与以往协议的不同，这只是一部分的变化，并不全面。目前的治理模式还是两者混合的形式。

另外一个演进是提出了“发展路径的创新”理念。这一思想在协定谈判和达成协定的过程中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共识。在国际合作方面，在政策协调战略协调上都有新进展。对中国而言，引领全球低碳转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有提升，中国的责任空间在上升，经济转型内在要求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要求越来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