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为97.6亿吨，占全球排放量的27%，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总排放量（97亿吨）），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处于缓慢上升中，而美国、欧盟已进入下降通道，预计未来排放量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2011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799吨标准煤/万元人民币，为全球平均单位GDP能耗的两倍，远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主要源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消费结构。
201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原煤占比66%，大幅高于全球平均的30%。煤炭为固体能源，相比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利用效率较差，温室气体排放及大气污染更为严重。
1.2国内背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2014年，161个监测城市中，仅16个空气质量达标，占比9.9%；地下水水质较好以上比例仅占38.5%，16.1%的地下水水质极差；全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1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31.12%，环境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
2015年入冬以来，东北、华北爆发持续性大面积雾霾天气，PM2.5连续超过500，已严重影响当地生活及居民健康。
另一方面，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保意识增强，倒逼国家提升环保重视程度，预计未来环境污染治理、
碳减排将为长线主题。
1.3从抵制到拥抱，碳减排循序渐进
我国碳减排
政策分三个阶段：怀疑抵制国际碳减排谈判阶段、主动参与国际谈判阶段、碳减排布局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1988-2000年）：怀疑抵制国际碳减排谈判阶段
198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启谈判，我国于1994年才正式批准。1997年《京都议定书》出台，我国持怀疑与抵制态度，主要源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对碳减排“政治性”的警惕。
主要观点包括：1）明确反对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任何新义务，强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责任；2）坚持不承诺减排；3）怀疑《京都议定书》可促进发达国家减排这一论断。
第二阶段（2001-2010年）：主动参与国际谈判阶段
2000年后，我国立场有所转变，积极参与进清洁发展机制（
CDM）谈判。2002年，朱镕基总理宣布我国核准《京都议定书》；2009年，温家宝总理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宣布我国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
我国态度转变主要源于：1）更加关注碳减排经济内涵；2）20世纪后期，极端事件频发，气候科学研究逐步认识到生态脆弱性；3）国外对中国减排压力日增，国内能源
需求剧增，迫切需要发展清洁能源以减少
石化能源依赖。
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碳减排布局实施阶段
2011年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
北京、等七省市于于2013-2015年开展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我国
碳交易市场开始布局。2013年七大交易试点逐步开始运行，迄今已良好运行两年，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积累宝贵经验。
与多国签订气候变化声明，向世界宣传中国减排目标
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到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随后，我国陆续与印度、巴基斯坦、欧盟、法国等国签订《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9月，《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中国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覆盖
钢铁、
电力、
化工、
建材、
造纸和
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