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包括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在不同阶段，因经济增速、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控制工业碳排放的难度也不尽相同。从发达国家的规律看，过早或过晚控制碳排放，都不利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只有接近或进入工业化后期，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现时，因势利导，适时地开展工业碳排放峰值管理，才能真正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重化工业占比快速提升，工业碳排放快速增加，峰值不会在这一时期出现。“十二五”后期，我国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占比开始超过工业，人均GDP水平达到8000美元，进入工业化后期，突出特点是：消费结构升级，钢铁、水泥等高碳排放产品的需求减缓，高端工业品、服务和绿色环境的需求增强，工业供给侧面临结构性改革。因此，碳排放峰值将要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势利导、实施碳排放峰值管理的契机出现。

煤炭是我国工业的主要燃料和原料，其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直接决定了工业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多少：占比大，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就高；占比小，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就低。长期以来，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比接近70%，成为我国工业碳排放水平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些年，虽然天然气和新能源快速发展使得煤炭占比开始下降，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工业碳排放水平由高向低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看，东部较西部发达，南方较北方发达；低端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大，高端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小。从区域看，发达地区更有条件和能力控制碳排放，这也决定了我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方式适宜采用部分区域率先达峰、其他区域相继达峰、分区域逐步实现的模式。从行业看，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电力等高碳排放行业占比高、总量大，必须重点控制，这也决定了碳排放达峰方式适宜分行业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