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大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节点，其成果关乎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当地时间12月12日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协定通过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道：“历史会记住这一天。”这句话是令人振奋的。

第一，国际社会终于在应对21世纪最严峻的全球挑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达成共识，决定通过国际多边合作共同来应对这一挑战。

第二，继1992年第一次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全球应对变化行动又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进展——从2020年起，国际社会共同制定了一些新的行动目标，更好地去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是，到本世纪末，各方将加强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行动,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这意味着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使人为碳排放量降至自然吸收的水平)，并努力在2030年到2050年间提前实现全球碳排放净零。

第三，在国际法体系下的谈判进程中，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设定目标之后，自然而然地要明确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机制。那么《巴黎协定》的达成，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流程。《巴黎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将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例如，技术方面，发达国家不仅要自身提升技术研发能力，而且要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建设提供支持；资金方面，发达国家到2020年之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且这一数字将成为到2025年前达成更多资助金额的“底线”。

第四，1992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然而在进入下一落实阶段，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经过多年来艰难的谈判，至少从目前看，巴黎气候大会上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真正的全球合作。最重要的一点是，巴黎气候大会完全采用自下而上的谈判模式，由各国提交其“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给各国很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这与《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谈判模式形成强烈对比。

回顾近年来的气候谈判，自2007年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以来，此后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和利马等地举行了一系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成果寥寥，各方分歧巨大。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过高排放要求，另一方面却不能兑现自己许下的技术与资金承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相距甚远。

如今，无论是从历史的延续性，还是从整个谈判过程与结果的角度看，巴黎气候大会的举办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真正的全球合作。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强有力且历史性”的《巴黎协定》成为了全球低碳发展和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转折点与新起点，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同样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