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静，显得更诱人，更美丽。”——当我们面临艰难而重大的抉择时，很多人喜欢引用美国诗人佛罗斯特多年前所作的《林中路》的诗句。

站在气候变化的岔路口，李俊峰承认：“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就很复杂，是人类为自己的未来选择发展路径。”

从1990年的第一次全球气候变化科学大会开始，各国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先后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文件。但这些文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从1995年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算起，历时20年，召开过21次缔约方大会。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

“这么漫长的马拉松谈判是有价值的，不是浪费时间。”李俊峰认为，这是把科学家的判断变成政治家的决策，进而再变成全球共同行动的过程，需要花时间不断地凝聚共识。

2015年12月12日，19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代表在法国巴黎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巴黎气候协定》，确定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之内的目标，并提出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

李俊峰赞成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说，《巴黎气候协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纪元，或者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认为，该协定最关键的是三句话：一是本世纪末把全球的温度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为控制在1.5℃以内而努力；二是努力推动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峰；三是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大自然的吸收相平衡。“实现这三点，就要改变人类的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低碳转型、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和消费模式的低碳转型，它是改变人类发展方式的一种开端。”

当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包括《巴黎气候协定》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除了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的难度较高而让人忧虑外，李俊峰认为，还应当注意应对气候变化的道德伦理问题，即“我们现在为后代要规划一条发展道路，是否符合人类的伦理学”。

“该协定要求碳平衡或者碳中和，我们现在能烧煤或使用化石能源，但是30年或50年甚至更久之后，我们的后代就不能用化石能源了。这样的规定是正确的吗？我们为后代选择了一条发展道路。”李俊峰以能源举例，能源基础设施一般需要30年或50年打基础，“只要这个基础形成了，后代想改也很困难。”做这样的选择从伦理学的角度和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在李俊峰看来，如果要评价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功过是非，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由子孙后代来检验，“由他们来评论我们，就像我们评论前人的贡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