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促进各国合作的另一条重要因素是改变激励结构。

 应对气候变化往往被认为是有损于经济增长的， 因而各国政府也因为其减排成本而不采取有力的行动。 但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以推动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并带来诸如可持续发展、 增强能源安全、 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泛效益。 

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将增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2014年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的 《新气候经济》 项目更是提出了 “应对气候变化、 孕育经济增长” 的结论， 将应对气候变化与更好的经济增长前景连接起来。

 清华大学开展的《中国与新气候经济》 报告也指出， 我国提出的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目标与我国经济发展、 能源安全与全面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是一致的， 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自身利益。

声誉和领导力在促进各国合作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一个博弈中领导者可以通过率先展示合作的意愿来影响其他参与者， 而其他参与者会受到领导者行动的影响更倾向于合作。

 气候变化谈判中G77、 伞形集团、 小岛屿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等各集团林立， 利益交织错综复杂， 而各集团则都对中美欧等大国的动向异常关注。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 中国以领导者的姿态与美国、 法国、 欧盟、 巴西及印度等国家发布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这些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锁定了各方对气候变化谈判关键问题的共识， 也不仅仅在于为巴黎气候变化谈判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与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 这一政治意愿向各国传达了明确而清晰的信号， 中国将与其他国家一起以有力的行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而这一信号对于凝聚共识合作应对至关重要。 例如在中国递交INDCs后，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向联合国递交了INDCs。 而在中美中法发布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后， 国际媒体的反映空前热烈， 与哥本哈根前后集体抹黑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巴黎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角色的转换， 意味着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从跟随者向领导者的身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