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转折，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的“认知”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与“认知”相比，国际社会在“行动”上所取得的成果却是寥寥可数。

关于气候变化应对上的“行动”，一般而言，其起点始于1992年。是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地球环境峰会，首次正式将气候变化应对纳入国际社会进程，并通过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应对的动议。1997年联合国通过《京都议定书》，在部分发达国家范围内开始建立有限的减排框架，这个框架也就是于2008年-2013年期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温室气体减排国际框架。由于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的磋商无果，自2009年开始一直到今天，国际社会在实质上进入了基于自愿减排阶段，令整个气候变化应对陷入约束效力上的“真空状态”。事实上，从现在到2020年为止，国际社会都仍将不得不继续延续这样的“真空状态”，并进而将2020年后形成有效减排框架的希望寄托在巴黎大会上。

相对于我们在认知层面上所确认的最终目标而言，行动层面上的不足显而易见，而其中最大的不足就体现在减排责任在各国间的分配上，尤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分配框架迟迟未能确定。由此，这也使得我们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如果说，存在这么一条人类与气候变化相竞争的赛道，那么在这条赛道上，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脚步显然已经远远落后于气候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