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基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排放水平，有必要赋予赛道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水平的碳减排责任，从而让这场国际社会的竞赛变得更为公平和合理。就此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理应成为我们行动的基本规则和内涵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如期举办，各国首脑、国际组织及各界代表云集巴黎。巴黎协议的授权非常明确，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而是要谈判磋商如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在2020年后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

有关巴黎协议动议的缘起，最直接的来源是国际社会2014年12月在智利利马举办的上一次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正是在这场会议上，各国代表达成共识，提出务必在2015年的巴黎大会上通过具备法律效力的减排方案，并在这次会议上产出了一份巴黎协议草案。该草案的核心要件之一，便是要求各国在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前，就碳减排水平提交2020年之后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此外，巴黎协议动议的最根本原因需追溯至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尽管就国际碳减排的框架而言，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实质性成果，但该次会议却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认同了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该组织于2007年因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研究成果。根据IPCC的研究，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开始计算，地球气温上升的幅度距大气环境的气温阈值（也就是大气环境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已经非常接近。计算结果表明，大气环境留给人类的气温上升空间仅为2摄氏度（较之于工业化初期的水平），如果折算成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留给人类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排放量只剩下大约35%。正是基于对这个科学研究成果的普遍认同，在过去6年里，国际社会通过一次又一次努力，最终使得巴黎走上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心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