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社会，人们都容易有一个本能的反应：金融只是给富人服务的，跟穷人没有关系，而且金融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所以，不要说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西欧，每次政府要强化对金融行业管制时，包括对金融行业限薪、加税，社会总是一片欢呼，觉得是政府帮他们出气了。

当然，这种朴素逻辑经不起推敲。就如前面看到的，金融实际上对于穷人更加重要。金融对富人可能是锦上添花，而对穷人则可能是是否需要卖妻、卖女、卖地的区别。比如买房子，对于有现金的富人来说，有没有住房按揭贷款并不影响他们；可是，对普通人，如果没有按揭贷款这种金融支持，可能要等到年长时存满足够多的钱，才能住上自己梦想的房子。

现在流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众创。以前中国只有国有银行，没有股票市场或PE私人股权基金，也没有债券市场，对许多人来说，借债融资创业发展不可能；而即使企业要借贷融资，也需要实物资产抵押，否则不可能从银行借到贷款。后来，个人和私营企业也可以从银行申请贷款了，但还是需要实物资产抵押。

如果融资的前提条件是实物资产抵押，那么，富人和穷人之间，谁可以得到融资支持？当然是富人，或者是已经成功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金融行业还停留在以银行为主的初级状态，那显然对富人最有利，因为富人可以拿出所需要的实物资产抵押品；同样道理，这也对已经成功的企业更有利，造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发展金融市场的含义之一就是要减少融资的抵押要求，让那些未来前景好但现在没有实物资产、没有太多到手财富的“穷人”也能得到融资支持。按照芝加哥大学的Rajan　和Zingales　两位教授的说法，发展金融市场的意义在于把原来只对贵族开放的俱乐部，变为对所有人开放！邹恒甫教授和同仁使用1960-1995年间8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也发现：长期而言，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系数就越低；一般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渐降低。私人部门信贷每增加1%，收入分配基尼指数降低0.31%。

所以，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万众创业的催化剂，也是众创的前提。PE基金、创投基金就是最经典的例子。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有了对未来收入做贴现、定价的机器，因为股市从本质上是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预期的提前定价，也让股权所有者能把未来收入预期变现，这跟传统银行根据既有资产即过去收入做借贷定价，形成明显的对照。可是，由于之前太多决策者、智囊顾问受传统银行思维的影响，任何公司如果要在A股市场上市，不仅要有过去三年的充分盈利记录，而且必须也有很多实物资产如楼房、机器、设备、土地等，这样，从本质上把中国股市限定在传统银行范畴内，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重资产”的传统行业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不能为能力超强的草根创业家提供上市融资发展。也就是说，过去的中国资本市场仍然是贵族俱乐部，阻碍收入机会、创业机会的平等化。

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企业负债率普遍过高，银行贷款大量流向一些产能过剩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而创新和经济转型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又得不到贷款支持。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经营风险和银行信贷风险都很大。为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决策层想从企业财务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经济结构这一链条破解问题，也就是通过催化股票价格吸引众多社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让企业在资本结构上增加股权融资的比重、减少债务占比，以达到所希望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比的效果。通过主板、创业板和新三板的市场发展，让更多资金进入各类股权市场，建立起个人投资、VC、PE、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主板这一完整的直接融资体系，进而通过资本市场对具有成长性、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企业进行高估值，引导金融资源往这些方向的配置，进而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这些愿望很是良好，前提当然是股权的定价比较精准、反映各公司的实际基本面，否则，如果股价全面悬空、背离基本面，靠错位的股价引导的资源配置不仅达不到纠正经济结构、改良金融结构的目标，而且还会本末倒置，制造长久后患，给经济结构调整开倒车，把本来可以投入创新的能量和投入实业的资金也都转向炒股。

同时，考虑到中国股民毕竟不到一亿，有股票投资的家庭不到1/4，制造股市繁荣的结果只是让部分人更富，让多数人更穷，恶化收入和财富差距。尤其是在社会流动性非常充分、银行不想多贷、实体企业不一定想多借多投的情况下，继续通过降息降准增加流动性的后果，只会使股市泡沫更大，拉大财富差距。这样人为刺激股市之后，可能连实体企业也不想专注主业，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股市，因为在这种人为“安排”的慢牛下，似乎股市的回报高于任何实体行业的投资，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被严重扭曲，包括人力资本过多往炒股上转移，扭曲社会的激励架构，拖垮社会的长久创新力。

顺其自然、不受政府过多干预的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最大化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的可得性，最大化金融渗透的范围，使金融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会降低收入差距。而对金融的过多政策干预则反之，扭曲资源配置，给经济结构调整开倒车，也造成更多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差距。我们尤其要纠正以前的错觉，就是觉得“政府不干预的金融只是对富人有利，干预就是为普通人而为”。那么，干预的结果是否是制造了更多特权，降低金融本来有的普惠性呢？

（本文节选自《金融的逻辑-2》序言，原载于2015年7月13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