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不只是人被工具化地使用，而且离我们个人幸福最近的婚姻、家庭等关系，也要被利用。我们现代人追求爱情，追求爱情作为婚姻和家庭的基础，但可能不会认识到这是风险交易、利益交换越来越被金融市场和其它市场承担和胜任以后的结果。在金融市场发达之前，婚姻的首要基础是利益、是规避风险的需要，而不是爱情。

前面说到，灾荒风险发生时，农业社会的普通人会被迫卖妻女、卖地求生存。当然，灾荒所代表的风险对人们的生存冲击大，但毕竟是低频率的事件，不一定每年发生。平时，农业社会更经常面对的会是一般歉收，收成有但不足。这种一般性风险又怎么应对呢？

农业社会里，歉收风险的地区性差异很强。像我湖南老家茶陵县，丘陵小山把一个个村庄隔离起来，不同村庄可能就相隔几公里，但是，就因为是否靠山、是否靠水、是否泥土沙质太强、是否靠近雨带等等环境地理因素，财富和收入可能就相差很大。我母亲9岁时，她父母家太穷，就以童养媳身份嫁到我父亲家。我父亲村离她家6公里左右，她听说我父亲村比她老家富有，嫁去之后，才发现未必比她娘家好，算是吃了信息不对称的亏！

我母亲的选择和我们观察到的很多新娘的选择，基本上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而且在众多农业社会都一样。耶鲁大学同事Rosenzweig　教授多年对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印度父母喜欢把女儿外嫁很远，平均嫁出去的距离是30多公里。我们可能一般都认为“人往高处走”，嫁人要嫁更富有的，迁居要迁往收入更高的城市。但是，Rosenzweig　教授发现，1981年印度人口普查时，因为寻求高收入而从农村迁居城市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2%，而村与村之间迁居的人却占总人口的30%，其中80%是妇女外嫁所致！马来西亚的情况也类似，迁居主要是因为婚姻发生，而且70%左右的婚姻迁居都是在收入水平基本相当的村落之间，不明显追求“高富帅”。

那么，为什么这些父母喜欢把女儿嫁很远，而且不一定是嫁到更富有的家庭或更富有的城市呢？Rosensweig教授认为，农业收成风险具有很强的空间性或地区性：这个地方遭灾害冲击，另一个地方不一定遭遇同样灾害；甲村遭遇决堤，乙村不一定同时也遭遇决堤；甲村和丙村可能同时遭遇旱灾，但轻重可能大为不同，等等。他发现：两个村相差的距离越远，那么，两地收成的相关系数就越低。所以，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最好是能够在不同地方的村民之间进行跨期收入互助互换，让甲村受冲击时乙村人会给予补偿，乙村遭遇风险冲击时甲村人会补偿，由此提升各村各户的总体福利。

问题是靠什么让甲村、乙村相信这样的互助互换交易安排，而不用担心对方会违约、赖账？如果金融市场已经发达到位，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则可以提供中介服务，给予信用增强的支持，帮助各村之间进行风险配置、跨期收入互助交易。在没有金融市场和相配的信用体系的情况下，农业社会就必须找其它安排以强化跨地区的人际信任，而姻缘、姻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最为古老的强化跨期信任的基石。

也就是说，自从人类不同社会几千年以前逐步发展出婚姻制度以来，姻缘是仅次于血缘的第二牢固的信任基础。所以，不太奇怪，印度父母利用女儿婚姻来建立跨期信任关系，并通过把女儿外嫁的尽可能地远，以此来最大化分散收入风险的效果。

Rosenzweig教授的研究证实了：越是有女儿外嫁很远的印度家庭，特别是有多个女儿外嫁多处远方村庄的家庭，在歉收年份受到的冲击就越小，他们的食物消费对收入风险的敏感度就越低（每多一个外嫁远方的女儿，收入波动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就少15%！）。对于农作物收成风险很高或者很穷的农村来说，有女儿外嫁很远就尤其重要，因为在没有金融市场的传统农村，女儿的婚姻几乎成了唯一能用上的跨地区分摊风险的工具。

由于儿子不能外嫁，所以，通过儿子婚姻选择远方交易对手，不是也可以达到实现异地分散收入风险的效果吗？是有这种可能，但效果要差一些，主要是岳父母家对女婿家的帮助一般要少于女婿家对岳父家的，在婆家有女儿惦记着娘家，但在娘家没有人惦记着女婿家。从这个意义上，在没有金融的传统社会里，儿子可以提升家里食物收入，但不能帮助家里跨地区分散多少收入风险，而女儿的婚嫁却可以帮助降低家庭的收入风险冲击。多子多富，多女则多福。

子女的婚姻可以帮助降低家庭的生存风险，这是好处。但是，这种好处是以谁的利益为代价呢？为了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把女儿通过包办婚姻外嫁到遥远村庄里的陌生人。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爱情显然是不可及的奢侈，为了生存就只能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等金融市场把风险交易的功能从婚姻、从家庭关系中剥离出去之后，婚姻的避险功能负担才会被减轻，爱情在婚姻中的权重才能提升，直到金融市场完全解决好个人的风险交易和利益交换需要之前，爱情还不会是婚姻的全部基础。金融就是这样改变我们的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