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土地历来是命根子，以至于“均田地”成为众多农民起义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原因据说在于土地分配差距产生收入差距，如果不能“耕者有其田”，那么天长日久，这些差距所产生的不满不断累积，最后就会激发起义。可是，土地分配差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又是什么使其恶化呢？

在以往的论述中，人们喜欢把土地分配差距归结到土地的私有和土地自由买卖上，这种看法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今天的中国，土地还不能私有，也更不能自由交易买卖，怕兼并买卖导致土地往少数人手里集中。那么，土地过度集中在部分人手里，是土地自由买卖权所致，还是有其它原因？这就好比“病从口入”，但我们不会为了杜绝生病而把口封住、禁止吃东西，而是想法让病毒不能混进我们的食物中。

前面我们了解到，现代社会有了金融市场之后，即使发生气候灾害、瘟疫或其它造成粮食歉收的灾荒风险，我们要么可以通过事前买灾害保险，通过保险市场实现跨地区的人际风险交易、达到平滑风险冲击的效果，要么可以通过事后借贷把今天的收入冲击平摊到未来长时间内分期承担……现代社会金融手段很多，实在不行，政府福利项目也可以进行补充，使受灾荒冲击的家庭不至于为求得活路而被迫卖妻卖女。

而在没有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除了卖妻卖女之外，还可以有其它选择，比如如果家里多少有点土地，可能通过卖地求得生存。当然，如果家里既有土地又有妻子，是先卖土地救急、还是先卖妻子救急，在不同地区、不同家里可能答案各异，因为从清代中国18、19世纪的案例中，两种情况我们都看到过。大体上看，灾荒时被迫卖地的频率高于卖妻的频率，而在正常的非灾荒年份里，土地买卖的交易量低于灾荒年份。

也就是说，过去在中国和其它传统社会里，之所以土地往少数人手里集中，是否跟金融市场的缺失使农民没有更好的对冲灾荒风险的手段有关呢？假如金融市场更发达些，灾荒时期被迫卖地的可能性会不会小很多呢？

对这个问题，纽约人口研究会Mead　Cain　教授于1981年发表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他比较了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农村土地分配结构经历的变化：在1957年前后，印度三个村的土地分配基尼指数为0.72，二十年后下降到0.60，土地在农民间的分配集中度明显下降；而同期，孟加拉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基尼指数，却由原来的0.60上升到0.69，土地更加往少数人集中。

再看一下细节，1957年前后，印度三个村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是无地农民，到1980年前则只有15%左右家庭是无地农民；相比之下，孟加拉国农村当初20%家庭无地，但二十多年后29%的农民不拥有土地。这期间，印度的小自耕农和中等自耕农中只有15%的家庭卖地或失地，而孟加拉国则有60%左右的小农和中农卖地。

而之所以两国农村之间的经历差别如此之大，除了印度农村期间经历了土地改革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印度农村既有正规金融，又有非正规民间金融，包括保险、借贷和少量的政府救济，但孟加拉国农村不仅没有正规金融，而且连非正式金融都几乎看不到。两国农村在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差别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土地分配结构演变历程。

在Cain教授研究的村庄中，印度村庄于1970-73年间经历大旱灾，但由于他们能得到金融支持，并没有几家农民为了求生而卖地，在这期间，反而因为土地需求比平时少，土地买卖交易量少于平时。相反地，在孟加拉国村庄于1968年和1970-74年两次水灾引发的饥荒中，大量农民家庭被迫卖地求生，在整个1957-80年期间超过一半的孟加拉国卖地农民都是为获得食物和医药而致的，跟印度村庄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所以，土地分配过于集中在历史上或许激发了一次次农民起义，但不是土地私有或者土地自由兼并买卖所致，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经历对比证明是因为缺乏金融市场所致。如果有了更丰富的事前规避风险以及事后缓冲风险挑战的金融工具，即使农民暂时受到灾荒、人祸等风险事件的冲击，也用不着被迫卖地、卖妻，土地分配结构也就不会过度往少数人手里集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金融也可以这样改变人类历史，至少可以帮助避免许多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