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空气质量恶化趋势得到一定遏制，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初见成效，劣V类水质断面减少，大江大河水质总体改善。但复合型、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复合型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耦合，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VOCS等新老环境污染问题突发，生产性污染和生活消费性污染叠加。

总体上看，我国污染的复杂性、严重性在世界范围前所未遇，单一治理模式难以实现彻底根治，几个污染因子控制无法满足治理需求。实施水、气污染减排的同时，已经出现污染问题转移到土壤和地下水的现象。汽车、住房等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转型升级，既有生产、流通等环节的环境污染，也有消费等生活型污染，环境问题复杂，结构性污染突出。每年1100万辆机动车新增量加大了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压力，内河水体污染量大面广，治理成本高。农业污染源排放影响日益加大，但农村畜禽养殖、化肥农药施用、生活垃圾等带来的环境污染分散、防治难，形势十分严峻。

从客观角度看，与上世纪中期环境状况长周期相比，我国环境质量仍然严重恶化，且部分地区、流域、城市环境质量超标严重，环境质量短期全面达标客观上难以实现。数据显示，2014年，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的161个城市中，达标城市仅13个，占8.1%。北京市PM2.5平均浓度为86 μg/m3，而美国纽约市仅为14μg/m3左右。十大流域河流劣Ⅴ类水质断面仍有63个，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不达标率仍有10.8%、13%。

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例，国际经验表明，从大规模治理到达到空气质量标准需要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生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70年出台了《清洁空气法》。经过40多年综合治理，美国PM2.5污染虽然已经大幅降低，但是2011年监测分析仍有121个县（占全国4%左右县）不能达到新标准。“十二五”以来，我国以治理灰霾为起点，开始大规模制定改善环境质量的行动策略，预期至少至2030年左右能够显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