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长期高位增长，支撑增长的动力之一是“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环境红利，大量贸易顺差和资源环境逆差同时并存，资源能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弦”一直绷得过紧，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问题长期累积叠加。

我国单位面积煤炭消费强度远高于发达国家，是美国人均GDP基本类似的历史同期（1979年）的5倍，京津冀、长三角当前煤炭消费强度是欧洲人均GDP基本类似的历史同期4倍左右（德国1980年，英国1987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是环境容量的1.6倍、5.6倍，约1/3河道超载，已超过或逼近承载上限。区域大气氧化性、水体富营养化、江河源头生态平衡等很多环境问题已经处于临界状态，敏感性加大。2014年，61个湖（库）富营养化比例达到24.6%。从单位水资源污染物负荷看，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的单位水资源化学需氧量负荷分别为39.67 mg/L、29.30 mg/L和15.76 mg/L，分别达到全国平均值的6.1、4.2和2.2倍。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原来被经济繁荣掩盖的环境问题、难题、风险正突出显现。“小事故大灾难、小污染大危害”正成为环境保护新常态。

我国摊大饼式土地城镇化、大拆大建带来区域、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加大，土地斑块破碎程度和土地利用功能混乱程度高，格局性污染特点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