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那么这份由中国科学家基于实测数据研发的数据库，会不会成为以后中国碳排放研究的依据之一？

邹骥：以后做这个领域人总是要拿来参考参考，但能不能成为依据现在还不好说，还得有一个咨询的过程，也不是谁发表一篇文章，这文章就成为依据了，还得比较、检验，看实测情况，请专家鉴定。毕竟要确定一个指数还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这次Nature发布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和国外机构的合作项目，我们鼓励有更多这样的项目。尽管专家学者也做不到百分之百正确，毕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但至少又多了一个参照，慢慢就会形成共识。不管是国外的数据，还是国内的研究，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把你的原理、概念、算法、数据来源、监测样本都说清楚，一比较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至少把分歧争论暴露出来，学术就是要争论，有比较才有鉴别。

观察者网：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巴黎举行，这项研究会不会为中国在世界气候问题上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带来积极效果呢？

邹骥：我本人实际参加了这个谈判进程，现在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可能会有一些舆论方面的效应，但对谈判本身不会有太多影响，这些数据上的争论本身就很复杂，现在也过了这样的节奏。从现在到气候大会召开，留给中国的谈判时间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过20个工作日，而且有些谈判工作过去已经做了三年，这些发表此时此刻已经不能影响实质的谈判内容，但是舆论上可以让大家有多样化的理解。

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时间尺度长达几百年，我们算累积排放量都是从三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算起，那个时候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留存几百年，而且一直对气候变化起作用。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也是用这些国际数据库的数据，大概到2012年，美欧的历史累积排放量是中国的五倍，预计到2030年，欧美累积碳排放量合起来还是中国的2.6倍。到底是谁引起气候变化，这个其实更有说服力，你光说今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中国排放量是美欧的总和，但这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气候问题必须得在几百年的尺度里看才有意义，这些可能是和谈判更密切、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数据。包括今年的巴黎协议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争论很大，历史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就是累积排放量，这才是影响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谈判不是评价你这十年、二十年多估了多少，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大事在于从1750年以来累积排放是多少，这个对于确定责任是有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