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很多人认为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之所以会失败，这不仅仅因为各国往往考虑自身利益多于全球共同利益，还因为世界秩序的结构设计并不适合解决那些不承认国家边界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反应是缓慢的而非即刻，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人都不能立即面临到它的压力，甚至还有很多机构根本就认为气候变化是个伪命题。比如说法国著名地质学家阿莱格尔，他曾在1986年获得素有“地质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福德奖”，2006年，他在法国《快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称气候是否变暖尚属未知，而且也不一定是由人类引起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某些人赚钱的“工具”。阿莱格尔的观点受到很多学术界的反对，但也有很多人支持，这更是为各国阻止气候变化采取实际行动增添了障碍。一个最为生动的现象是，美国和加拿大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之后却宣布退出。

 事实上，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一家名为“国际政策态度”的机构在以“美国气候变暖”为主题的调查中出现了这样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大约63%的美国人认为“环境保护是如此重要，再高的要求和标准都没有错，必须不计成本持续改善环境”，59%的人以同样的态度支持《京都议定书》，反对者仅为21%。但是却有52%的美国人称，如果一般的家庭每户每月要为加入《京都议定书》承担50美元成本，那么他们就会拒绝支持《京都议定书》；如果涨到100美元以上，那么《京都议定书》的支持率就只有11%了。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面对保护环境的议题时是那么的热情高涨，甚至是“不计成本”，而一旦将具体的成本摊在其面前时却又瞻前顾后，甚至不惜予以反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没有成本观念时，人的行为是不受理性支配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宣泄，因此才会有“不计一切代价保护环境”的豪言壮语，在发生一些特殊事件时会有如此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