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们的报告中说，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会在“十三五”时期达到峰值，未来5～10年拐点将全面到来。这样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

陈健鹏：我们建立了分析主要污染物排放趋势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括经济增长前景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趋势、能源消费总量与能源结构变动趋势、环境监管的有效性与污染物减排政策走势、环境统计口径的变化及不确定性因素等。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利用统计数据以及最新的成果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这个框架分析，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

大气污染物方面。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达到峰值，预判部分非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峰值在未来5～10年出现，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出现在2016～2020年。从数据及相关分析看，可吸入颗粒物（PM10）排放总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下降态势；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6年出现拐点，此后进入稳定的下降通道；氮氧化物排放量在2012年首次出现有统计数据以来的下降，预判氮氧化物排放量已进入平台期，并呈下降趋势。据此，可初步判断“常规”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已出现转折。同时，课题组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并进行测算，预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氨、大气重金属的排放总量在2020年左右，即未来5～10年间会达到峰值。将这6类主要大气污染物加总，并分析其排放趋势，大致预估在2016～2020年之间，极可能是这6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叠加最高的时期。

水污染物方面。多数水污染物排放量已达到峰值，预判少部分水污染物排放峰值在2020年左右。综合分析及处理后，预判主要水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出现在2016～2020年。从统计数据看，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重金属、氰化物、石油类、挥发酚污染物排放已持续下降，总磷、总氮排放处于上升态势或处于高位。2011年调整统计口径后，统计范围中增加了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等污染物，由于其时间序列较短，给趋势分析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考虑到从目前到2020年左右，我国化肥使用量、畜禽养殖量处于增长态势，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的产生量可能仍将处于上升态势或维持高位，且由于农业源污染物难以控制，课题组将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的排放做5～10年的后移处理。综合考虑各类水污染物排放量以及其减排速度，预判水污染物（叠加）总量大致在2016～2020年之间可以达到峰值，随后进入平台期，进而缓慢下降。

这样分析后，我们得出了“十三五”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叠加总量会达到峰值的结论。换言之，当前至2020年左右，是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逐步实现脱钩的重要时期。

记者：《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称，我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为什么污染物排放峰值会与二氧化碳峰值之间存在时间差？碳排放峰值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峰值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陈健鹏：从国际经验来看，能源消费峰值要滞后大气污染物排放峰值20年左右的时间。欧洲大气污染物排放峰值在20世纪70年代，而能源消费峰值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气污染物排放峰值在20世纪70年代，而能源消费峰值在2000年之后。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严格的污染排放控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我认为，的确需要将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进行明确的区分。一般认为，二氧化碳并不属于污染物范畴。由于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大部分都是由化石能源使用产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者同根同源。但是二者排放的曲线是不同的。具体来说，碳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峰值的时序是不同的。这背后重要的原因是污染物减排与碳减排控制手段的技术经济特征差异较大。具体而言，以火电行业为例。脱硫、脱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且具有经济可行性。因此，在火电大规模使用脱硫、脱硝技术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可以迅速削减。换言之，这些大气污染物可以较早实现与能源消费增长脱钩。以我国为例，2006年、2011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实现“转折”主要得益于我国“十一五”、“十二五”以来先后推动火电脱硫、脱硝设施大规模应用。而对于控制碳排放而言，目前固碳（脱碳）技术并不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可行性。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增长难以脱钩。

记者：那么为什么我国两个峰值的时间差不是20年，而是10年？

陈健鹏：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污染物排放呈挤压式的特征。与此同时，我国节能降耗、治污减排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峰值与碳排放峰值之间的时间差会比欧美国家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