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气候变局中，应对极端天气下的突发环境事件需更加关注隐性风险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考验，都柳江、嘉陵江等流域先后出现水质异常，气候驱动型次生环境风险不容忽视。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区域生态安全。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系统观念，把风险防控挺在前面，健全预警、防范、处置和协同机制，全面提升环境应急能力。

气候变局之下突发环境风险呈现新态势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加速改变地球水循环，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局地性、复合性显著增强。暴雨、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链式传导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威胁流域水质安全和群众环境权益。

从近年实践看，气候因素诱发突发环境事件呈现几方面突出变化。一是极端降雨“点强面弱”，局部暴雨冲击风险源。部分区域在大范围干旱背景下单点出现历史极值降雨，干流水量偏低、水体自净稀释能力下降，一旦暴雨冲刷矿区、尾矿库、废渣堆体，污染物短时集中入河，便会形成高浓度污染团快速下泄，造成大范围影响。

二是灾害链传导复杂，人为工程与自然过程耦合放大风险。强降雨叠加水利枢纽泄洪调度，河道沉积底泥被扰动翻起，底泥中污染物集中释放，形成非典型污染源。

三是风险由“显性排污”向“隐性风险”转变。传统突发环境事件多来自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违法排污等导致的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而气候驱动型事件很多是历史遗留矿渣、河道底泥等存量污染物，在极端水动力条件下被动释放。这类事件往往源头隐蔽，预判难度更高，跨省市扩散特征突出，对上下游协同处置提出极高要求。

气候驱动型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实践

局地暴雨导致突发流域污染。2026年甘肃省陇南市汛期天气呈现典型“点强面弱”特征，局部短时极端强降雨多发。8月23日，部分矿区遭遇本年度最强局地暴雨。与此同时，下游其他区域降雨稀少，流域水体稀释自净能力下降，导致流域锑浓度异常。这起事件警示我们，矿区局地暴雨是流域重金属风险的关键触发点，矿区—流域联动预警不能只看排污，更要同步研判气象、水文条件变化。

泄洪扰动底泥引发跨省污染。2026年5月19日，贵州都柳江流域遭遇暴雨，部分区域降雨量超150毫米，河流流量短时间暴涨。为防范洪涝风险，都柳江沿线多个电站实施开闸泄洪，泄洪水流强烈搅动河道沉积的底泥及沉渣，加速内源释放，形成污染团威胁下游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地区水环境安全。这起事件揭示一个新现实，在矿区与污染源密布的下游河道、库区底泥成为“潜在污染库”，极端暴雨、大流量泄洪可能会成为底泥污染物释放的“开关”，单纯管控企业排污，已经不足以完全应对汛期水环境风险。

跨境地质灾害的环境风险考验。2026年8月26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发生大型泥石流灾害，冲击口岸区域，损毁道路与生产生活设施。此次灾害由境外高位地质活动引发，属于典型的输入性灾害。这起事件虽未次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但对当地环境风险源、环境基础设施带来冲击风险。此次事件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没有国界，高原边境地区冰川消融加剧，冰崩、碎屑流、泥石流等灾害增多，即便灾害源不在境内，依然要做好次生环境风险预案，补齐跨境灾害环境应急短板。

气候驱动型次生环境风险防控面临现实挑战

一是环境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对极端天气次生风险研判不足。现有预警更多聚焦企业排污风险，对局地暴雨、“旱涝急转”、矿区淋溶这类气候—水文—污染源耦合风险研判不足。气象预报、水文数据、环境风险源数据库融合程度不够，往往水质出现异常之后才启动应急，前置预警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流域联防联控有待深入，跨区域协同处置仍需提质。面对极端天气诱发的内源污染、跨境污染，上下游信息实时共享、水利调度与环境风险会商联动机制落地还不够充分。环境风险预判环节往往滞后于防洪调度，环境安全约束未能嵌入防洪调度决策流程。

三是隐性环境风险源底数不清，历史遗留矿渣风险管控薄弱。很多涉重金属流域经过多年治理，企业排污得到有效遏制，但历史遗留废渣、河床底泥成为“定时隐患”，平时不显现风险，一旦遭遇极端水动力条件就释放污染物。这类污染源台账不清，风险评估不足，缺少针对性管控措施。

四是跨境灾害环境风险应对体系尚不完善。境外灾害信息获取滞后，边境地区部分环境监测站点抗灾能力弱，遇到泥石流、洪水容易损毁，极端条件下监测断档。针对输入性地质灾害的环境应急预案、物资储备、多部门联动演练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突发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次生突发环境风险，不能停留在事件发生之后再处置，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把气候风险意识贯穿环境应急全过程，从预警研判、源头管控、流域协同、跨境防范、能力建设多维度系统发力。

一要强化多源数据融合，构建气候—水文—环境一体化预警机制。打通气象、水文、生态环境等部门数据壁垒，建立极端降雨、“旱涝急转”情景下环境风险预警模型。针对涉重金属矿区分布的重点流域，把短时强降雨预报、流域流量变化、矿区废渣分布、库区底泥风险点位纳入综合研判。当预报出现局地特大暴雨、流域水位暴涨、流量骤降等情景，提前发布环境风险预警，推动应急工作由“事后响应”向“事前预警”转变。完善自动监测网络，提升监测设备抗洪涝、抗地质灾害能力，保障极端条件下监测“不断线”。

二要聚焦存量风险源管控，补齐历史遗留污染治理短板。针对涉重金属矿区，强化废渣堆场、尾矿库雨洪导排系统建设，提升极端暴雨条件下拦挡、截流能力，减少雨水淋溶污染入河风险。建立泄洪前环境风险研判机制，完善泄洪期应急监测方案，防范泄洪诱发内源污染事件。持续深化涉重金属企业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汛期环境风险主体责任。

三要深化流域联防联控，做实跨省突发水污染事件协同处置。持续推动跨省流域“一河一策一图”落地见效，完善上下游信息实时通报机制，降雨、泄洪、水质异常信息第一时间互通共享。常态化开展跨省份、跨部门联合实战演练，模拟暴雨—污染团下泄场景，磨合监测研判、水利调度、水源保护、应急处置全流程。以饮用水水源地为核心防护目标，完善备用水源建设，健全供水厂应急工艺调整方案，守住群众饮水安全底线。

四要前瞻布局跨境输入型灾害环境风险防范能力。针对边境高风险区域，梳理跨境地质灾害可能带来的次生环境风险清单，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加强与外事、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协同，拓宽境外灾害信息获取渠道。强化边境地区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隐患常态化排查，备足应急物资，组织跨境灾害环境应急演练。一旦发生境外泥石流、冰崩等灾害，第一时间开展风险排查，快速评估是否伴随次生环境污染风险，守住边境地区环境安全。

五要提升环境应急能力，适配气候驱动型事件处置需求。针对气候驱动型突发环境事件，以跟踪监测、源头阻断、水源防护、工程调度为主要手段，进行科学处置。加强基层环境应急队伍建设，强化极端天气次生事件处置培训。统筹卫星遥感、无人机、移动监测等装备力量，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灾情条件下保障现场研判能力。

六要统筹减污与减碳，提升生态系统韧性，从源头降低灾害链式风险。应对气候带来的环境风险，治本之策在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本身。要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减缓全球变暖趋势。同时强化流域生态缓冲带建设，发挥自然生态系统滞蓄洪水、净化污染物的功能，提升生态韧性。面向社会加强科普宣传，提升地方政府、企业对气候—环境链式风险的认知水平，树牢“极端天气就是环境风险警报”的意识。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