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气候变化首先是一场水危机：经济增长能否与用水脱钩？

“今年夏天，多瑙河与莱茵河水位骤降，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航运一度停摆；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方则遭遇严重洪涝。”在近日由十如研究院于广西桂林主办的“2026十如对话”上，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高级研究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在他看来，“气候变化首先是一场水危机。”

水太多与水太少，是人们对气候危机最直接的体感。但水不只是水，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当河流水位骤降，停摆的不只是航运，还有沿岸的产业和一些人的生计；当冰川加速消融，受威胁的不只是栖息地，还有流域内的经济产出。

因此，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在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保护与发展如何协同？当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要大量用水，却又往往处于水资源紧张的地区时，该如何破题？经济增长能否与用水量脱钩？这笔大账需要算清。

气候危机首先是一场水危机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指出，各类温室气体浓度均创历史新高，全球减排进展远未达到预期，而气温上升还会放大污染与藻华等问题。魏仲加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水危机正变得日益严峻。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高级研究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左）与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右）发表主题演讲。

结合现实问题，他说：“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而言不是沉没成本，而是推动创新的动力。我们常用‘浅绿’来形容中国绿色转型目前所处的阶段，下一步的挑战是迈向‘深绿’，工业领域是其中的关键。”

CWR创始人兼总监陈云华对“慢变量”的加速有着更具体的感知。她曾是一名银行从业者，处理过金融领域的流动性危机，进入水领域后才意识到，水才是真正的“流动性危机”。过去30年，全球冰川与冰盖累计损失约14万亿吨冰，相当于每小时损失约5000万吨，一天流失的淡水量相当于香港一年的用水量。

她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谈到：“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脉被称为‘亚洲水塔’，从这里发源的十大河流流域养育着约一半的亚洲人口，创造约10万亿美元的GDP。如果按目前速度持续消融，海平面可能在2050年—2070年间上升约1米，届时全球多数主要石油港口以及大量沿海发电设施都将受到威胁。”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自然与气候议程负责人胡悦则把目光投向东南亚。她引用论坛“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的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绿色经济规模已达约5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约7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可观的经济机遇”。但气候适应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与水相关的灾害约占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90%。“洪水每年给东南亚地区造成至少2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影响约1/4的人口。”她坦言，2025年—2030年，东南亚地区“以水促适应”的投资需求约为129亿美元，资金缺口约为64亿美元，超出了可用的公共资金。

困难何在？胡悦结合工作经验指出，障碍主要来自4个方面：第一，韧性难以转化为财务价值，大家对“韧性”和“气候适应”的理解尚未形成共识；第二，项目往往规模较小、零散，且高度依赖当地条件，没有“一招制胜”的办法；再次，收益往往由多方共享，难以形成单一的收入来源；第四，项目的风险回报特征与私人投资者的预期并不匹配。“其实解决方案已经存在，缺少的是一套机制，让资本集中流向这些方案，形成可投资的项目储备。”

然而，希望并非没有。魏仲加认为，流域治理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优选项。“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就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中国在长江流域开展大尺度的空间规划，统筹提升气候韧性。‘十五五’规划将气候韧性与气候适应摆在重要位置，并以流域作为基本单元，这为世界提供了借鉴。”

海绵城市的建设也是有益探索。“大城市的道路、建筑与基础设施可以屹立数百年，却从未被设计用来吸纳暴雨与洪水。中国在海绵城市建设上走在世界前列，通过恢复森林、草地与湿地，让城市具备吸纳雨水的能力，这正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他说。

陈云华也给出了一组对比：“近年来，长江流域新增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一个日本，用水量却在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与用水是可以脱钩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

从“卖荒凉”到“卖星空”：保护与发展不是非此即彼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青海，一直没有离开，因为‘三江源’这三个字像有魔力一样吸引着我。”在这场对话中，青海省行政学院青藏高原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马洪波认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虽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但基于青海的经验，他相信有解。

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冷湖镇曾是一座“石油城”，20世纪50年代聚集了约10万人；石油资源枯竭后逐渐萧条，到2020年前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后来，新的团队带来了新思路：“这里荒凉，就‘卖荒凉’；星空好，就‘卖星空’。”于是，冷湖打造了“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在这里的高海拔地区建设了数十台天文望远镜。

“冷湖告诉我们：首先要相信一定有解；其次要拓宽资源的内涵，从地下的矿产拓展到星空和空气；第三，政策要科学、连续、稳定。”他说。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载体，马洪波认为是企业。“科学家做研究，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真正落地还要靠企业家。”

梅西大学副校长Pierre Venter从产业与学术的连接处回应了这个问题。梅西大学参与新西兰两个资金最充足、协作最紧密的可持续农业项目。一个是再生农业研究。“我们研究在哪里种植哪种牧草最合适，以及如何利用由此产出的动物产品。项目从一开始就与产业共同推进，所以成果落地不成问题。”另一个是反刍动物甲烷减排研究。梅西大学与政府、产业共同组建了一家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合力应对生态挑战。

他给自己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建议始终如一：“去理解产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做，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及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则把“融合”二字推得更远。他提到，现代学校体系和现代工厂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本应是社会整体中相互融合的部分，如今却彼此分隔。“大学教师所做的不一定契合社会的真实需求，用人单位则总要依赖入职培训来‘二次训练’。”他说，“学界与产业之间不只是共存，而是要共荣，在协作中共同追求卓越。”

梅西大学校长Pierre Venter教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及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教授与十如研究院委员会主席李效良教授在“学界视角”环节展开探讨。

人工智能的账，不能只算生产力

谈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联招聘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郭盛用一个比喻开场：“水可以是溪流，可以是海浪，也可以是海啸。我们今天面对的人工智能，就是一场海啸。”数据是最直观的。目前，整体职位数量在下降，不少初级岗位和中层管理岗位在消失；机器学习岗位增长60%，但只占全部职位的约1%。但宠物、医疗健康、时尚等相关岗位信息在平台上较快。

与此同时，生态环保相关从业者必须关注人工智能的另一本账。魏仲加给出几个数字：全球约有1.2万个数据中心，用电量约占全球电力需求的1.5%，比例不算高，但增速约为其他行业的4倍。预计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新增投资将达到约7万亿美元。

数据中心同样需要大量水用于冷却。一个中型数据中心每天用水约100万升，其中大部分在冷却过程中蒸发。“问题在于，许多数据中心与当地居民饮用、农业和工业生产使用的是同一水源。”他提到，越来越多的社区对新建数据中心表达担忧，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暂停新建项目的审批，而“大量规划中的数据中心恰恰位于水资源紧张的地区”。

胡悦介绍，世界经济论坛今年9月发布了一份关于可持续、有韧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行动指南，核心是四项原则：减少用水量；在可行的情况下，从设计之初就优先使用雨水、再生水、循环水等非饮用水源；因地制宜地权衡冷却过程中能源与水的取舍；建立结合具体情境、衡量真正重要事项的指标。她表示，调研显示，87%的运营商在冷却方面优先考虑能效，只有35%优先考虑低水耗。“在水资源紧张的流域，这一排序本应反过来。”

陈云华的态度更为审慎。她认为芯片制造商对超纯水高度依赖，往往会主动管理水风险，她更担心的是那些水务投资不足、数据中心与城镇共用同一水源的地区。许多科技企业提出了“水正效益”目标，但缺乏统一、可衡量的标准。水与碳不同，它高度本地化：从哪里取水，就应该回补到哪里。她同时提醒，人工智能的电力需求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发电同样需要大量用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电网更加现代化，电力行业的用水管理也更加完善。”

正因如此，她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担忧或乐观。在发言结尾，她说了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这场对话的注脚：“人工智能擅长从过去中学习，而我们的未来会非常不同。只有人类能够想象出自己想要生活的未来，并据此去建设一个有韧性的产业，回应正在改变的气候。”这句话把问题从“人工智能会怎样”拉回到了“人选择怎样”——数据中心的水账、电账，终究要由人来算，由人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