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银行青岛分行创新推出“可持续挂钩节水贷款”，以2.7亿元授信支持青岛某热电公司节能改造；兴业银行近期落地铝行业转型贷款，向山东滨州某铝业公司发放贷款2亿元，用于企业绿色转型运营……近年来，银行业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转型实践不断展开。

9月11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上提到，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过1.38万亿元。通过绿色再贴现、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估等手段，强化对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发展的激励，支持银行与企业签订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金额2.2万亿元。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约42.4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超过2.2万亿元。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体系构建、机制完善、标准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关要求，为绿色金融更好服务新型工业化、助力高碳产业转型指明路径。

金融支持高碳产业绿色低碳化转型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

随着“双碳”目标推进，高碳产业绿色低碳化转型已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而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其支持作用至关重要。

谈及高碳产业绿色低碳化转型在金融层面面临的痛点时，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告诉记者，当前金融标准体系存在三重结构性矛盾。

一是标准覆盖与行业需求错配，现有《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聚焦纯绿项目，对钢铁、化工等高碳行业的“过渡性技术”（如富氢炼铁、生物质燃料替代）缺乏明确界定，导致银行无法对实质性减排但暂未达碳中和的项目提供支持。

二是评估维度偏离技术本质。现行标准过度强调末端治理（如碳捕集设施），忽视工艺革新的减排贡献（如短流程炼钢可降碳60%）。这与“减排需锚定全生命周期技术革新”相悖。

三是中小企业参与门槛高。第三方绿色认证成本约占融资额3%—5%，且标准要求统一碳排放核算体系，中小企业因数据基础薄弱被系统性排斥，违背“精准滴灌”原则。

《意见》提出加快建设支持高碳产业绿色低碳化转型的金融标准体系。那么，如何平衡产业转型需求与金融风险防控呢？

刘锋坦言，构建动态分层标准体系是实现平衡的关键。风险防控的核心在于以技术可行性为锚点，避免“为减碳而减碳”的金融资源错配。

从短期来看，可以制定高碳行业转型技术清单，明确技术准入阈值，允许银行对达标企业发放“过渡类贷款”。从中期风控来看，可以引入“气候财务压力测试”，强制企业披露技术迭代路线图。将贷款利率与减排KPI浮动绑定，若减排进度超过一定滞后程度，则实施利率上浮的惩罚机制。从长期退出来看，可以建立“淘汰技术负面清单”，禁止新增融资。

要解答这一关键难题，《意见》并未停留在宏观方向的指引，而是进一步给出了切实原则，为金融机构在支持高碳产业转型中防控风险提供了明确遵循。

《意见》指出，坚持“先立后破”，推动银行支持高碳行业符合绿色低碳技术改进方向以及产能置换政策的项目和企业。

“在银行，‘先立后破’体现为信贷操作的‘四不贷一优先’。”刘锋介绍，四类禁止贷款的情况包括高碳行业新增纯产能扩张项目、落后技术迭代项目、无明确退出路径的维持性融资、环境合规不达标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对于同时满足技术先进性、单位产品能耗达国家标杆水平、签订存量产能退出承诺的转型项目，则可提供优先贷款支持。“破旧须以新产能盈利为前提，避免因政策刚性引发区域性失业风险。”

在具体实践中，银行可通过三维筛查模型判断项目是否合规：一是相关技术要纳入国家级推广目录；二是减排强度较行业均值降幅需≥15%；三是在产能置换方面，淘汰量与新增量的比值要≥80%。

对于处在转型期的项目，刘锋认为，应坚持“保生存线才能谋转型线”的思维，确保金融支持不断档。对暂未达标的企业，可提供3年期“过渡贷款”，利率挂钩年度减排目标。可建立“转型观察名单”，对无技术升级计划企业启动阶梯压贷（每年压缩敞口20%），严禁一刀切抽贷。此外，可以通过创新“碳排放权质押融资”，允许企业以富余碳配额作为增信手段。

多层面补足机制短板

“当前，大部分绿色信贷流向风光电项目，制造业获贷占比较少；绿色债券在发行过程中，面临一定程度的‘洗绿’嫌疑；中小企业因缺乏碳数据资产，其绿色融资成本较大型企业高2—3个百分点。”刘锋在介绍绿色金融工具应用情况时，谈到了以上现象。

这些问题既制约了绿色金融效能的充分发挥，也给高碳产业转型带来了阻碍。

《意见》提出，完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刘锋认为，绿色金融现行机制还存在财税激励未区分技术深度等不足。财政层面应对前沿技术贷款实施差异化风险补偿；监管层面，可将“融资碳效指数”（单位贷款碳减排量）纳入银行评级等。

为强化绿色金融工具落地应用，刘锋建议可通过以下方式：例如推出转型金融专项债，资金限定用于国家推广的多项技术；地方政府设立绿色担保基金，缓解中小企业转型贷款风险；大型集团可发行“碳中和挂钩债券”，设置工艺减排KPI，避免仅靠绿电采购达标；中小企业可通过“绿色集体票据”抱团融资，降低单独认证成本。

针对《意见》提出的“要完善绿色金融评价标准，不简单将‘两高一资’行业融资规模作为评价标准”，刘锋认为，新的评价体系应包含三方面，即转型进程、经济活动和社会效益。高碳客户减排达标率、绿色技术研发贷款增速、单位融资碳减排量应分别为以上三大支柱的核心指标。

谈及“不简单将‘两高一资’行业融资规模作为评价标准”的深层逻辑，刘锋表示，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将主动转型企业污名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引导资金从“堵截落后产能”转向“疏通技术升级”，即所谓转型金融本质是生产力革新引擎。

由此而言，绿色金融评价标准的不断完善，将为高碳产业转型厘清方向，更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为高碳行业与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塑造全新格局。

在刘锋看来，未来，对于高碳行业，技术领先企业融资成本可降低1—2个百分点，进而形成“减排增效—融资便利”的正循环；对于金融机构，则会倒逼其建立“企业碳效率评级模型”，从行业避雷转向企业价值发现，提升绿色资产定价能力。“在将政策意图转化为市场化实践中，转型金融需通过分层标准消除融资梗阻，借助精准工具引导资源流向，运用激励相容机制激活微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