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某银行长沙分行向一家节能公司发放了20年期、总额1.16亿元的项目贷款。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利用穿城而过的湘江水，为一座新城打造一台巨大的绿色“空调”——水源热泵区域能源系统。

项目满负荷运行后，每年可节约标煤2230吨，减排二氧化碳5560吨。这个案例是我国庞大绿色信贷资金精准“滴灌”绿色基础设施升级的典型缩影。

自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日趋完善，成为驱动新能源、绿色交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引擎。

“目前，我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的余额已达到45万亿元，折算成美元就是6万亿美元，远远大于任何其他国家绿色信贷与绿债余额的数字。”在近日举办的2025北京绿色发展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绿金院）院长马骏介绍说。

45万亿元人民币，如何读懂这个全球首位数字背后的意义？马骏给出了他的答案：若将时间轴拉长至2016年，这条从平缓起点画出的陡峭曲线，展现的远不止是规模的暴增，更是中国绿色金融“自上而下”体系化建设的成果。

体系构建与规模成就——绿色金融的“四大支柱”

马骏指出，中国绿色金融的“正式起点”可追溯至2016年。当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是全球首个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

马骏强调，与欧洲早期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模式不同，中国的路径强调顶层设计与系统构建。近十年来，这套体系成功构筑了“四大支柱”。

一是构建了统一的标准体系。从早期的多项标准并行，到2025年整合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我国实现了对绿色金融活动认定的统一规范，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清晰指引。

二是强化了信息披露要求。中国早期即要求获得绿色融资的主体披露环境效益信息。近年来，相应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2024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前半年，《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一号——气候（试行）》也已完成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中国正积极对接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以提升透明度。

第三，丰富的产品体系。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42.39万亿元，同比增长22.0%。同时，绿色债券余额达2.3万亿元，另有上千支绿色股权基金。这些资金大规模投向了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的领域。数据显示，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贷款余额规模最大，达18.75万亿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贷款余额为8.25万亿元，增速显著。从行业看，电力，热力行业（8.66万亿元）和交通运输业（7.64万亿元）是绝对的投放主力。马骏指出，这“精准聚焦于减排潜力最大的关键行业”，强力支撑了中国在新能源装机、电动车、电池产量等绿色产业领域全球占比超过50%的领先地位。

第四，有效的激励机制。马骏以浙江湖州为例，阐述了激励机制的关键作用。多年来，湖州通过强有力的地方激励政策，使绿色信贷占比达到34%（全国平均约15%），年均增速高达40%，且绿色项目平均融资成本比非绿色项目低20个基点。马骏指出：“有激励机制和没有激励机制对绿色金融发展有天壤之别。”

新焦点与未来预期——转型金融的必然性与挑战

在绿色信贷于“纯绿”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金融支持的焦点正在向更广阔、更艰难的领域扩展，即支持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

马骏明确指出：“绿色金融过去各种各样的目录，里面这些项目基本叫‘纯绿’项目……我们的经济当中还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是高碳的活动。” 他分析认为，实现“双碳”目标的真正挑战与核心潜力，正蕴藏于钢铁、水泥、化工、造船、航空及既有建筑这些高碳领域。与之对应的是，它们对旨在提供低成本资金的“转型金融”有着最为强烈的需求。

据介绍，“转型金融”这一新概念在近三四年间迅速成为全球共识。马骏坦言，“转型金融”在G20转型金融框架内包含五大支柱：界定标准、披露要求、金融产品、激励机制和公正转型。其核心使命，就是为上述高碳产业的减碳活动提供低成本资金，防止“一刀切”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尽管转型金融目前的业务量还很小，但前景广阔，马骏预计其增长潜力将远超“纯绿”金融。他认为，根据若干开展转型金融试点地区的数据 ，转型金融业务量可能连续多年出现“100%的增长”，但其发展仍面临关键瓶颈。

首先，标准与“洗绿”风险。必须明确转型活动的科学界定标准，以防“假转型”问题。目前国内20多个地方转型目录的出台是第一步。

其次，企业需要专业的转型规划。转型是一个漫长过程，例如，钢铁企业从高碳到近零碳需要二三十年的路径规划，亟需银行或第三方机构辅导企业制定科学的、符合《巴黎协定》和国家双碳、NDC要求的转型目标。

最后，金融产品需更多元。除可持续挂钩贷款（SLL）和债券（SLB）外，迫切需要发展针对转型的股权投资（如转型基金）和风险缓释工具（如技术保险），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和新技术应用的风险问题。

马骏最后强调，推动转型金融发展同样需要激励机制。他呼吁将类似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转型活动，同时地方政府应提供贴息、担保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