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问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治理污染的共识是肯定的，但是三地到底谁承担污染责任、谁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是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马晓河说。

一年来，在大气污染治理问题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互相之间存在一定偏见，都认为对方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地，如果周边地区能加大治理力度，本地雾霾就能减轻。

在记者采访中，北京人士认为是河北和天津“污染”了北京；河北人士则认为，河北中南部地区在冬春季节雾霾最严重，而这时刮的是北风，说明很多污染物是从北京方向刮来的；天津人士也认为自己最冤，夹在北京和河北中间，论机动车污染比不上北京，论工业污染比不上河北。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在体制上还没能彻底实现，地方之间还都在讨价还价。”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认为，大家应该做好邻居，在资源、信息、权利、义务平等的情况下讨论联合治霾。

2014年APEC会议期间，在天气并不给力的情况下出现的“APEC蓝”，似乎证明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区域联防联控，能够有效治理雾霾。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研究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APEC蓝”成为一次重要环保实践，为我国治理雾霾积累了大量宝贵数据，被三地作为重要案例研究。

“APEC蓝”的背后，是在国务院的协调下，北京及周边地区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APEC期间，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部署，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市分区域、分时段实施应急减排。北京工地全部休假，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机关和事业单位调休放假；天津有1953家企业实行了限产限排措施，5903个各类工地全部停工；河北共有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

“‘APEC蓝’的试验，证明治理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不能各自为政。大气污染治理方案要走综合防治的道路。”包景岭说，三地要力争做到控污标准、方法一致，比如控煤、控尘、控工业污染、机动车限行、提升油品标准等。

“京津冀联防联控正逐渐形成一种机制。”河北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说，“北京曾表态，污染的企业一户也不转到河北。河北也表态，污染的企业，河北一个也不要。”陈国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京津冀协同环保规划应该会在总体规划出台后发布，今后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也将有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和统一执法。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治理污染的成本如何解决？

今年全国两会上，农工党河北省委主委段惠军在提案中写到：可以通过由中央和京津冀三地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方式，支持京津冀地区特别是河北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环境污染，加快推进生态建设。

“建议资金规模可设定为300亿元左右，由财政部、环保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型捐赠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统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并接受审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段惠军表示，资金来源包括：一是由中央财政拨款；二是按照共同又有区别的原则，由京津冀协商按一定比例出资；三是由社会投入和社会捐赠；四是在京津冀设立专门的生态环保附加费，如电力、燃油附加费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于京津冀建立生态横向补偿制度，也将有所突破。”前述参与规划纲要编制的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