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做出强制性量化安排的唯一协议，议定书规定的第二承诺期将于2020年到期。因此，今年底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什么样的新协议，将直接影响2020年以后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自2012年5月启动新协议谈判，190多个缔约方围绕新协议进行了10多轮磋商。依据“利马气候行动倡议”的共识，巴黎新协议有可能提出全球减排总体目标，并要求发达国家从2020年起每年将其GDP的1%注入“绿色气候基金”。

气候变化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问题，影响世界格局演变，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多数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有基本共识，但国家发展利益的异同使各国在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分歧严重，形成南北两大阵营、三大联盟、多个主体交叉的利益格局，围绕主导权、发展权与生存权的博弈十分激烈。

最根本的分歧自然还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即南北矛盾。但“碳政治”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南北问题”，世界不是严格划分为两大阵营，而是形成三大联盟：第一是欧盟；第二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被称为“伞形”的国家集团；第三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为77国集团加中国，近年来发展成为“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牵头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此外还有小岛国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这些联盟事实上是不稳定的，例如小岛国联盟态度就比较激进。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曾把环保组织看作英国的敌人，后来英国积极投身环保政治，现在和法、德都成为“碳政治”的领导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生效，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随后的《京都议定书》根据这一原则规定了对发达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然而，气候公约谈判伊始，发达国家就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无差别的减排或限排温室气体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资金和技术。

巴黎大会能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将是大会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是工业革命270年来累计排放的结果，从1750年到2010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以较少人口占据70%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理应承担历史责任。道理很简单，就像谁发动战争谁就要承担战争赔款一样。这就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坚持“区别责任”呢？这既与历史有关，也和现实相关联。目前，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排放主要来自消费、建筑交通等，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排放主要来自于生产性消费，内容和性质完全不一样，对排放需求理应不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都占理。好比大家同桌吃饭，发展中国家上桌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开始上甜点，而发达国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为整桌饭菜“埋单”。怎么可能合理呢？但遗憾的是世界舆论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少，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一直在纠缠“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希望“共同”而不要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