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 (COP29) 将于2024年底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目前，各方正在制定新的全球气候行动目标。依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缔约方需在2025年巴西贝伦COP30会议之前，确定新一轮的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欧盟正努力彰显其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引领作用。日前，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欧洲2040年气候目标和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路径——建设一个可持续、公正和繁荣的社会》的报告，提出建议将“到204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90%”作为中期气候目标。这比欧盟计划实现气候中和目标的“线性”要求略高，但欧盟显然可以做得更好。

2023年12月，COP28会议就《巴黎协定》的实施情况进行首次全球盘点。根据2021年通过的《欧洲气候法》，欧盟应在此次全球盘点通过后的六个月内制定2040年的气候行动目标，并将其纳入《欧洲气候法》。与此同时，拟议的2040年气候目标也是制定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基础，该目标将在COP30会议召开前提交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此前，欧洲气候变化科学咨询委员会曾建议欧盟“力争在2040年前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90%至95%”。

欧盟委员会认为，实现2030年气候目标、确保公正转型、调整欧盟能源结构、减少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绿色农业和生物经济，以及发挥政策和创新赋能优势，是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的主要途径。

然而毋庸讳言，欧盟的气候行动遭遇了重重阻碍。欧洲审计院和欧盟委员会在2023年发布的两份评估报告均表明，欧盟在如期实现“FIT 55”目标，即到203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减少55%的困难较大。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拖累了欧盟的绿色转型。如今，资金已成为一个两难问题，欧盟拨款支持乌克兰危机，从而不得不减少对绿色转型的资金支持。

政治考量则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鉴于欧盟的决策程序，其2040年气候目标的制定仍存在变数。一方面，拟议的目标只是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建议，正式提案将在今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由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提交，而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否会将绿色新政视为发展的优先事项还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拟议的目标必须经由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的审议和协商，以达成共识，最终还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方可生效。在此过程中，欧盟气候目标仍可能改变。

欧盟内部并非团结一致，比如匈牙利就对欧盟的气候目标持否定态度，一些右翼和民族主义政党也将反对气候目标作为今年选举的政策主张。此外，包括农民在内的一些利益攸关方也抵制气候目标。作为较早公布中期气候目标的经济体，欧盟还给其他国家施加了压力，这与欧盟在2019年提出“气候中和”目标时的情况类似。在气候问题上，美国再度面临党派分歧。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将影响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出有雄心的气候目标，或将成为有利于拜登连任的一大支持因素。

显然，欧盟将继续运用单边贸易措施来保护其本土产业和供应链。欧盟认为，中美通过财政激励、公共补贴和企业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不公平贸易”，从而在多种关键原材料、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供应链领域获得主导地位。

尽管欧盟2040年气候目标尚未最终确定，但其对中长期国际趋势、技术创新、产业竞争的评估仍为其他经济体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此外，欧盟还充分发挥了模型研究和智库的优势。

目前，中国正依据《巴黎协定》履约要求制定2035年气候目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望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下一轮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将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