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最先进形式，打造零碳城市应成为多方共识。”11月初，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在公开演讲中提到。

零碳城市，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环保型城市，“零碳城市”是由组成城市功能的各个系统的节能化、环保化实现的，即通过“零碳交通”“零碳建筑”“零碳能源”“零碳家庭”而最终造就“零碳城市”。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ESG理念的推广，零碳城市也逐步成为中国未来城市更新和发展的方向。

零碳城市与ESG关联颇深，针对这一热门概念以及国内ESG的发展现状，12月2日，时代商学院对深圳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科创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零碳学院院长张亚龙博士进行了主题专访。

据介绍，张亚龙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基于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零碳城市规划设计、碳账户与碳资产管理、多能互补、虚拟电厂与分布式储能等，他是我国“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最早的研究者和倡导者之一。

经过多年的研究，张亚龙认为，构建零碳城市迫在眉睫，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零碳城市”的愿景有望迎来重大突破。其中包括两大途径：一是碳中和，通过植树造林或购买碳信用等形式抵消城市碳排放来实现零碳；另一种要求城市运行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通过“零碳交通”“零碳建筑”“零碳能源”“零碳家庭”等城市功能实现真正的零碳排放。

龙头企业的响应速度决定供业链ESG变革进程

在中国有多少企业是真正认可ESG？有多少是为了迎合外界需求？在张亚龙看来，ESG毕竟是舶来品，舶来品的落地都需要有个过程，部分有前瞻性的企业，想早点“贴标签”，让政府能够认可它，给一些资源；有些是服务性质的企业，目前仍处于观望态度，视行业龙头的动作跟进。因此，龙头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产业链，因为只有改变供应链，才能实现全产业链参与ESG实践，否则ESG理念是实现不了的。

如今，在ESG报告中，气候议题的地位日益凸显。张亚龙认为，这是因为ESG是唯一把企业和气候变化链接起来的纽带。张亚龙强调，ESG对于产业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个影响至少需要3～5年时间消化，随后产业才能够重塑。而这个过程中，头部企业的响应速度会决定产业链的成熟度。

对于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张亚龙认为政府应该要比企业更早一点想到可能的风险，例如产业变革带来的危机，政策变化导致的产业重塑等。

此外，张亚龙认为政府还需做到两点：第一，要给企业一些趋势性的引导。例如，在行业里企业ESG评级排名第几；产业链上游传导下来的碳减排压力怎么消化，现在不消化将来会怎样。第二，政府不光要告诉企业ESG很重要，还要帮助企业用最低的成本搭建解决问题的模型。

在企业实践ESG的过程中，市场上有两种观点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ESG作为绿色金融的一部分，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重点在如何提高企业的收益；另外一种观点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重点在社会如何共同发展。ESG中社会和企业利益之间何时能平衡，如何平衡？仍是难题。

“达到这种平衡会很快，非常地快，”张亚龙笃定地说，“但这还需要政府对市场生态的重新搭建，这对于生态类的企业非常关键。政府一定要搭建一个和企业ESG比较匹配的新生态，当然这个生态要包含绿色发展。”张亚龙补充道。

绿色经济能带来增量市场并推动ESG实践

发展绿色经济对气候变化起到了缓解作用，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当务之急，那么作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张亚龙又是如何看待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性？

首先，张亚龙认为，绿色经济是“绿色”加“经济”，不能拆分来看。发展绿色经济，最希望得到的成果是绿色社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这些产业的繁荣，这些产业强盛之后，整个城市的行业才会“染绿”。

而要实现以上目标，张亚龙认为得靠经济手段，“不是生产可回收的杯子、罐子就叫绿色。城市要绿色，就得用经济手段。经济手段的背后则是一套市场体系，谁来生产便利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谁买，买了以后谁去用，用完以后谁去收。通过经济手段让上下游产业链滚动起来，整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才会拉长。以上绿色经济链条的发展，都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的配套产业”。

张亚龙还认为，“绿色”经济足够好，制造业、服务业等对“绿色”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产业才能发展壮大。绿色经济发展缓慢，那么中国的产业只会停留在做大存量市场上。在以前，中国的市场有足够的存量让企业去发展，但是随着工业技术的成熟，现在的存量空间已寥寥无几，因此现在的重心是发展增量市场，而绿色经济能带来增量市场。

在张亚龙看来，从发展改革的思维出发，当前中国的绿色经济重要性几乎可以和ESG画等号。当下，有的企业在思考ESG实践要不要注重绿色经济，张亚龙对此则认为，绿色经济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发展绿色经济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发展快慢的问题。

ESG数字化是城市减碳的重要抓手

除了绿色经济，张亚龙认为数字化对于推动ESG实践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张亚龙看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如果碳的数据库能建立起来，中国就拥有了全世界最丰富的碳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则会带动数字化。

“目前，中国的数字化水平已是全球领先，我们有最扎实的数据基础。有数据优势，又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如果基于碳的数字化，最后形成了一套新的规则或者解决方案，其他国家只能望尘莫及。”张亚龙说道。

对于当前中国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得如何，处于什么阶段等问题，张亚龙答道，中国的数字化已经处于很成熟的阶段了。数字化城市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是需要大模型去支撑的，从政府的角度看，如今已经十分完善。

张亚龙认为，当前中国的数字化已经出现了三个积极的影响：

第一，溯源快。比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企业一调数据就能发现是什么环节导致的。

第二，城市更安全。张亚龙研究发现，AI叠加安防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刑事案件显著减少，这是数字化带给城市治理的颠覆性变革。

第三，城市生活治理更便捷。例如城市中的燃气管网，不管是在楼里的、地下的，还是山上的，都可全部实现数字化无人机巡航，这种能力让一个城市的治理更便捷。

张亚龙坚信：“减碳一定是靠数字化去支撑，没有数字化，减碳就无法实现。”

在构建零碳城市上，数字化也是重要的引擎。张亚龙指出，“100吨碳和我个人每天排碳有什么关系，目前还算不出来，但是一旦算出来就不一样了，政府制定政策将更加精准，可以达到规范治理的作用”。

张亚龙进一步解释，数字化会成为政府的重要减碳工具，也会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抓手。建立碳账本（全称“碳减排数字账本”，也叫个人碳账本）能将个体到企业，企业到行业，甚至整个国家的“排碳特征”都找出来。

“数字化是‘双碳’蓝海里的指南针，它让更多在海里游的企业，知道做什么是对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企业发展的精准度、产品研发的方向，全要靠数字化减碳提供参考。”张亚龙说道。

供应链碳排放量的精准计算仍是难点

那么，未来碳排放数字化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张亚龙认为，未来的趋势是构建一套行为数字系统，这个系统的搭建是基于数字基建能力，需要有数字的不断导入和积累，这个过程预计需要3～5年。

“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大众的市场教育，让大众有更多的减碳行为，而改变则意味着数字集成。”张亚龙表示。

在张亚龙看来，碳排放数字化这一套系统运行以后，数据逻辑会更完善，再优化方法论，就可以正式由政府来推进。未来再通过运营去形成真正有用的方法，通过方法学撬动资本市场，形成真正的交易闭环。

最后，谈及碳排放数字化搭建的难点，张亚龙称要考虑当下中国社会排碳的特点。受工艺限制，现在的工业排碳量居高不下，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是全生命周期的数字模型不够精准，从原料到最后变成废弃物，整个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监测能力还很弱，核心问题就是供应链的碳排放量很难算。

从与张亚龙的对话中能感受到，目前中国的碳排放供应链传导机制发展十分艰难，而这正是行业减碳的关键。张亚龙表示，行业的供应能力不能达到减碳目标，企业也无可奈何。然而，一旦有企业实现减碳，行业内的其他企业会迅速响应，没有实现的企业会被淘汰。

“减碳会导致产业链发生一次变革。”张亚龙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