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轩：十年间，我国制定、修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立法30余部，其中新制定的立法包括《土壤污染防治法》《生物安全法》《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噪声污染防治法》《黑土地保护法》等，修改的立法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制定和修改法律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力度之强，都超过了历史水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为基础，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保护等领域的单行环境法律为主体、以其他相关立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补充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宪法层面，我国不仅在宪法第26条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而且在2018年修改《宪法》时在“序言”部分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

在法律层面，我国在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这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修改之后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按日连续计罚，明确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相关内容。在法律责任方面，《环境保护法》加强了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部门的职责和法律责任，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同时，相关领域的立法也呈现出显著的“生态化”特征。《民法典》不仅规定了绿色原则，而且在物权编、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中均作出了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完善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同时还新增了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以及破坏自然保护地罪。《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就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

我国目前还正在推进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应对气候变化法、生态环境法典、能源法等立法工作，同时也在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立法的修改工作。

基于这些生态环境立法，一些创新性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和措施得以施行，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包括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磋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