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均历史碳排放量小，在加入WTO后的短短20年间，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高碳、重化工业产能，致使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

欧盟近期确定了碳边境调节机制，预计美国将跟进。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上市企业报告自身和上下游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跨国公司及供应链企业需作出碳中和努力等，都将加大我国企业低碳转型的压力。如果我国企业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将影响产品出口到欧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需帮助企业积极应对，而非盲目制定缺乏科学性、可行性的约束性指标，进而对企业限产限电，影响其正常发展。

同时，政府需让企业了解到，我国将在2030年采取多种行政和市场措施，如提高碳交易价格、减少免费碳配额、征收碳税、淘汰落后产能等，确保2029年实现碳达峰。也就是说，在2030年前，企业能够发挥先进产能的作用，按照市场规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做好绿色转型、技术改造，积极应对降碳压力。只有采取符合国际规则的行政和市场相结合的手段，才能既实现碳达峰目标，又不对经济增长产生过多负面冲击。

如前所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需协同发展，不能顾此失彼。

（作者系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