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减排：平衡成本与收益
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
“减缓”是通过减少
碳排放，来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进而阻止气温进一步升高，这是一种主动应对气温升高的方式。
“适应”则是基于气候变化已经并将持续发生的事实，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增强人类生存的适应能力和防范能力。
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重心仍然偏向“减缓”。
人类的经济活动增加了产出，产生了碳排放，进入全球碳循环，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进而使得温度升高。温度的升高使得气候灾害的频率和损失上升，反馈到人类经济活动上，表现为经济的损失。
气候应对
政策的收益很明显，可以缓解全球变暖，降低潜在的气候变化和气候灾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气候政策的成本则包括直接的低碳转型投资、以及间接的成本，例如关停高能耗企业造成的产出损失。
然而，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减排的收益更多地发生在遥远的将来，但我们在当下就需要付出相关的成本。
这就涉及到两个重要的跨期
问题：一是贴现，二是代际公平。
学术界公认的对环境经济学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
魏茨曼教授认为，气候变化经济学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类，目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避免200年后，也许是300年后会发生的气候变化灾难？
简单理解这个问题，是把今天的代价和300年后的灾难后果进行比较，也就是把300年后的后果，贴现到现在。
举个例子，为了避免气候变化300年后可能带来的100元损失，今天的人最多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每年1%贴现率，是付出5元；每年2%贴现率，是付出3角。
也就是说，贴现率的大小决定了我们如何比较今日的代价和未来的代价，低贴现率意味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贴现到今天）会更大，人类将愿意在现阶段付出更大的代价来避免气候变化。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发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2.5%和5%的贴现率对应2020年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分别为140 美元/吨和22.6 美元/吨。
就我国而言，减排的成本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各部门向低碳转型所需要的投资。不同机构估计，我国实现
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总规模基本在100万亿以上，平均到每年约为 GDP的1.5%-2%。
据清华大学估算，在2℃和1.5℃的减排路径下，GDP损失将逐年增长，到 2050年可能分别高达GDP的1.5%和4%。
不同路径的估算不仅关乎代际公平，还关乎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预测。
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认为，若技术进步足够快，未来减排将更便宜，采取 “等等看”（wait and see)的策略将增进社会福利。
因此，当下的我们需要找到气候应对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尽快基于“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制定减排行动方案，明确各时期的减排成本，更好地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实现减排和低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