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一万美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很敏感和很特殊的节点。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变为中低速，背后的原因是增长动力的转变，由模仿到创新，由规模到效率，并解决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都相当大，因此有些国家突破“人均一万美元”后又回落下去，有些国家则一直未能突破。例如，俄罗斯曾在十年前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但前一段时间又跌破这一数字。

宏观政策方面，经济增长转向中低速，需求不足的问题突出，所以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诱惑力，也存在实际需求。

这对宏观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很大的考验，不仅要认识到货币政策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理解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

刚才张斌讲到的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了中国。

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稳定和平衡的问题。更重要地，我们需要关注结构性潜能，因为中国真正的增长潜力还是来源于结构性潜能。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中所具有的潜能。中国当下人均收入1万美元，发达国家是3万多美元，美国超过6万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我们的结构性潜能。如果一定要对中国的增长动能进行排序，结构性潜能排在第一位，宏观政策排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

对于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能，我们提出了“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增长打开物理和动能空间。这个领域提供了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70%-80%的潜能。

“3”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新三大短板”。

“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大动能。这是全球性动能，中国在这两方面实力不弱，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

以上结构性潜能下一步可以总结为“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大翅膀赋能”。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基建、房地产和出口，现在这些动能仍在发挥一定作用，但以后会逐渐退出。下一步要将重点放到如何释放“1+3+2”的结构性潜能，关键还是要实质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否则有些潜能很可能是“看得见，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