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降低零碳技术的生产成本，是兼顾两个40年约束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可以给出一些启示：光伏累计装机规模每翻一倍，成本可下降约13%；风电累计装机规模每翻一倍，成本可下降约7%。这体现了清洁能源的制造业属性，也体现了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在促进碳中和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从碳中和技术路径的角度对绿色投资需求进行了测算。分析表明，清洁电气化、节能减排以及氢能、碳捕捉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技术路径，这将会产生三个方面的投资需求，即：光伏等成熟零碳技术投资、燃煤发电等高碳技术节能减排投资以及氢能、碳捕捉等尚不成熟的零碳技术研发、投资。未来40年，这三个层面带来的绿色投资需求将达到140万亿元，年化来看约占每年GDP的2%。

　　庞大的绿色投资规模，需要绿色金融大发展与之配套。目前看，这两者之间的匹配度并不高。例如，2019年信贷在中国绿色融资中的占比高达约90%，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仅占7%和3%。对于电力行业而言，它的绿色溢价比较低，可以采取风险偏好较低的信贷作为主要的金融支持方式。但对于交运、建筑等行业而言，它们所依赖的氢能、碳捕捉等碳中和技术尚不成熟，更适合采用风险偏好较高的直接融资方式。因此，绿色股权和债券融资占未来绿色金融的比重，有望从当前的10%上升至约40%。

　　从绿色投资的角度看，绿色金融除了追求规模进一步扩大外，更重要的是要加速绿色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加大对氢能、碳捕捉、储能等碳中和技术的研发支持。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制定统一的中国绿色标准。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存在多头监管、规定不完善、国际兼容性差的问题，建议从三个方面推进绿色金融标准建设：更加明确和系统地制定绿色金融产品标准；标准制定和项目认定应逐步与国际标准兼容；大力发展第三方认证机构，适时引入国际第三方评估机构。

　　二是完善激励政策，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全面发展。在负债成本端，扩大资金来源和降低负债成本，解决绿色产品期限匹配和绿色资产定价问题；在信用成本端，由国家出资发起设立担保基金，降低绿色信贷、绿色信用债违约成本支出，以保险或担保基金的方式支撑信用融资类绿色产品；在税收成本端，给予绿色投资者税收优惠，提升绿色投资积极性；在资本成本端，降低绿色产品的资本金占用；在交易成本端，降低行政环节审批要求和扩大绿色项目退出渠道。

　　三是加强绿色金融理念培养，推动金融机构“服务”和“引导”并重。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是需要金融机构“引导”发力的重点领域。从资金属性角度来看，养老金、保险等长期资金以及主权基金追求长期的稳健回报、关注投资对象的长期价值基础，且肩负着为可持续社会投资的责任，与ESG理念契合，应成为绿色产业等ESG领域的重要资金来源。建议根据资金和机构的性质，综合采用行政监管强制要求和市场政策激励加入等方式，提升公众和资管机构责任投资和长期投资意识，引导资金流向ESG领域。另外，也要鼓励资管机构自愿加入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