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面对“外部性”问题，一个关键思路就是要优化激励约束机制，使碳排放的隐性成本显性化，外部成本内部化。在这方面，我认为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30·60目标”本身是一种预期引导，能够稳定社会预期，进而引导市场行为。例如，过去大家对新能源汽车的认识不统一，导致行业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让很多投资者徘徊不前。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朗，投资预期回报率提高，有望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低碳转型中来。更多中长期资金的进入，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导作用会增强，进而激发企业开发和采用低碳技术的意愿，更好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二是提供相应制度安排，即通过政府制度安排把外部性内部化。具体来看，就是在“30·60目标”下，给出明确的路线图，细化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相关的配套制度。例如，给各行业分解具体的任务和目标，制定明确的数量达标要求，形成市场主体投资减排的压力，由此可以吸引企业提供减排解决方案，让市场更好发挥作用。

　　三是必要时可以提供一定的补贴，但要注意避免过度扭曲市场行为。在推动减排初期，一些技术使用成本较高，提供补贴可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诱导市场启动，随着发展过程中成本的持续降低，在实现商业可持续时，补贴就要及时退出。在光伏、电动车等领域，我国都有这方面成功的政策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