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是一项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中国攻坚事业，也是颠覆中国现代化以来形成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一场文明革命。但碳中和在中国的实现，远远要比其他发达国家的难度与阻力更大，中国政府需要投入与付出的也远比其他国家多。

　　欧美国家普遍在2040年、2050年甚至更早时间点的碳中和目标，令中国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在国际舆论中显得被动。西方舆论普遍认定中国为全球经济强国，甚至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很难对“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倒逼碳达峰、为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实现碳中和”产生共情。加之新兴绿色低碳行业认定与减排标准、碳金融规则约定与市场准入等，都面临着国际博弈和谈判，“30·60”目标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已经开始。

　　在中国，平均每5人才有一辆汽车；而在美国人均一辆车，且美国的汽车排量比中国更大。在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只有约50%，在美国则是80%。中国人均用电量也只有美国的一半。碳排放相当大程度上代表着大规模生产、高耗能生活。中国人均收入仅有美国人的约20%。中国未富，就面临着“碳约束”。若西方舆论还紧逼，势必会刺激中国一些人因不公平碳排放权而产生的“碳排放民族主义”。由此看，对内凝聚碳中和的社会共识，对外讲好碳中和的中国故事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一，应掀起一场碳中和的社会教育风潮，塑造中国社会运行与民众生活的集体共识。当前，许多地方主官还不知道什么是“2060碳中和”以及如何实现？大多数普通民众更是不清楚碳中和为何物，以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自己能为碳中和做什么？非能源外的一般企业对碳中和的热情也还不高。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大众教育变得很紧迫，也很必要。类似“全国县委书记碳中和培训班”、“碳中和企业高管班”、“碳中和大众书系”等，都可以成为未来社会观念升级的重要方式。中国社会对碳中和重要性的认识，应该像当前对精准扶贫、健身跑步、中医理疗等那么熟悉与风靡。

　　第二，应重视碳中和的对外传播，培养更多低碳发展所需要的改革、法律、研究、教育等前沿人才。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各级政府需要尽快拿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落实方案，完善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绿色金融工具与政策激励，塑造市场为低碳项目融资的优化方式，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配置全国的金融资源与自然资产服务于“零碳社会”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要激励各类善于对外交往的人才，用外媒发文、采访、新媒体、影视作品等方式在国际社会讲述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艰辛与努力，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与国际公信力。

　　第三，应尽快加大布局低碳技术，深化气候治理相关的技术成果转化与国际市场拓展。低碳技术不能重复芯片产业的国际被动局面，而应尽早占据中国低碳技术的国际制高点。这里不只是要尽快提升中国碳核算与低碳技术的国际市场权威度，大力开展气候环境信息的数据库建设，创建碳排放检测数据中心与监测平台、推广绿色智慧城市等，还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政策激励、基金引导、创建重点实验室等方式，进一步唤醒民企雄心，撬动产业资本，创新融资工具，激发民间热情，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鼓励具有竞争力的低碳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营造全社会浓厚的、可持续的碳中和技术创新氛围。

　　第四，应以应对气候变化对话为重要突破口，缓解来自美国的国际压力与紧张氛围。美国当前已将中国列为首要竞争对手，各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之势加剧，但应对气候变化却是少数几个两国能真诚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领域。通过气候变化应对，中美两国不妨延伸至绿色金融、光伏基建、绿色经贸等领域的对话，重塑因特朗普执政而受到严重冲击的两国接触机制。两国智库也可努力合作，研发更多绿色金融的评价性指标如碳盈亏、碳平衡表，建立更多“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项目”标杆库，夯实全球绿色金融合作网络，尤其是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引领中美投资合作绿色化，推动美国投资者通过各种渠道投资中国的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和绿色项目，让绿色金融进入两国主流金融市场，最终通过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绿色金融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大范围的中美经济合作内在需要。

　　总而言之，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是变革，必然会面临压力，但压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动力。中国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有效经验继续坚定走好自己的路，按既定方针与自身节奏推动绿色低碳的转型，相信一定能在复杂的国际博弈突出重围，实现中国长远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民族复兴。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