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同的省区市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我们提到 “碳达峰”有两个渠道，一是减少碳排放，二是碳捕获和储存。在这个两个层面，各个省区市各有优劣势，因此“碳达峰”政策必然要因地制宜，在各个地方表现出差异性。

在能源生产的区域格局方面，能源生产应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开采的效率、降低能源成本。同时，传统能源大省面临能源生产结构的挑战与机遇。比如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等地有丰富的化石能源，但同时也具备发展风电和光电的资源禀赋，因此这些地方可以在能源生产结构方面进行长期的调整。而在技术和成本方面没有优势的化石能源产区，能源生产可能要面临一个加速退出的局面，但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这类地区可以加大碳捕获能力的建设。

区域间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过程中也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统筹区域间的动态平衡，比如在云南和青海，光电、水电、风电的比重高，化石能源的比重低，这类具有可再生能源优势的地方可以率先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东部一些具备财力、技术和人口密度优势的地方，可发挥自身优势，争取尽早的实现“碳达峰”。对于既缺乏资源禀赋又缺乏财力、技术等优势的地方，可以为他们留下合理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不必“一刀切”地要求所有的省区市在2030年达到同一水准。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地区间的长期生态补偿机制，这个方针在“碳达峰”相关政策制定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生态补偿机制包括从政府层面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承担生态功能的区域给予财政支持，也包括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加速碳市场的建设。尤其重要的是，森林生态系统创造的“固碳”效应在碳市场中获得收入后，资金要反哺给森林的实际管理者（通常是农户和当地社区），激励他们管理好森林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上森林的碳吸收能力。

要想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整体协调推进，必须要依靠市场和政策“两条腿”走路。碳排放可以看作是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对地球的环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大力发挥市场化应对手段的作用，比如国家生态环保部已经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需要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为碳排放合理定价。另一方面，国家目前和未来会制定颁布和碳排放相关的多项政策和指导方针，例如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财政资金可以支持绿色发展相关项目，支持碳捕获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研究和碳减排相关税收制度；从金融角度来看，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发展领域，金融机构应开发绿色金融产品来提供更为高效的融资支持。

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到2017年在美国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任教并取得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中国企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