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受疫情冲击叠加影响，国内外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压力依然很大。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正面临严重衰退，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反弹，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进一步持续加剧“逆全球化”思潮和行为，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欧美发达国家关系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制造业回归态势明显，不断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国际贸易增长前景堪忧，国际直接投资稳定性严重不足，外需紧缩有可能成为常态。

　　从内部环境看，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统筹发展和保护的难度增加。国内部分地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减弱、保护意愿下降、行动要求放松、投入力度减小。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企业加快复工复产，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行推进，产能和产量短时间内集中恢复性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反弹压力。同时，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规模扩张带来的能耗增加和生活污染加剧问题不容忽视。

　　从经济结构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仍处于高位。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源消费、机动车保有量等产生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仍处于高位平台期，且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消耗尚未实现实质性脱钩。比如，2019年全国粗钢、水泥、火电等产品产量和原油加工量分别为10亿吨、23.5亿吨、5.2万亿千瓦时、6.5亿吨，分别占全球总量的53.3%、56.0%、49.4%、16.2%，且产量仍呈增长趋势，预计未来5～10年我国钢铁、建材、石化、火电等主要工业行业产品产量仍处于高位平台期。2019年，煤炭消费总量39.3亿吨，煤炭消费比重为57.7%，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7.7个百分点，能源结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生态环境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并不稳固，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老百姓对生产生活环境质量要求会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仍处于“气象影响型”阶段，重污染天气时有发生，臭氧影响逐渐显现。城市黑臭水体长治久清还需持续推进，农业农村污水治理亟待加强，海河、辽河、黄河等流域劣Ⅴ类断面多，长江等流域总磷污染较重，湖库富营养化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控制，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近岸海域水质较差。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压力大，超筛选值农用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任务较重，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风险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