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回到过去的世界，但也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去创造一个更加绿色且更具韧性的世界。就构建应对当前危机的复苏计划，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奠定坚实基础而言，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政府应投资于绿色复苏计划。迄今为止，全球几大经济体平均而言已承诺将GDP的4%（一些国家达到了30%以上）用于直接刺激计划和额外财政支持，以应对新冠疫情所致的种种挑战。这一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推动一场能够同时使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复苏。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应：

助力绿色复苏项目。 各国政府应将可持续性放在首要位置，投资于可以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降低排放的高潜力项目，例如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建筑翻新项目，以及提高工业效率的项目（图2）。英国民意调查机构伊普索-莫利民（Ipsos MORI）在14个主要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5%的受访者认为，在疫情消退后，将气候变化放在经济复苏计划的优先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已将部分刺激资金与绿色复苏挂钩，设立了如总计7.5亿美元的以甲烷为重点的减排基金，以在保持现有就业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帮助企业减少污染和资源浪费。

图2 存在于刺激经济方案中的多个气候机遇

来源：BCG分析

优先为能够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并在低碳经济中蓬勃发展的行业部门提供紧急财政援助。 政府需以下条件为前提，为这些行业中的各个部门提供资源：接受援助的企业需将其后新冠疫情发展战略与实现1.5°C-2.0°C的控温目标相匹配，并采用如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之类的最佳实践对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信息进行披露。对于碳密集型经济体和行业而言，政府应强制执行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信息披露标准，以更普遍地强化韧性。

为复杂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作好准备。 全球各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失业危机（截至2020年5月中旬，仅在美国就有超过3500万人申领失业救济）。一旦经济重启，数百万人将重返工作岗位，但其中一些人所重回的行业将已被彻底改变。对此，政府应为劳动力向净零经济（net-zero economy）的“公正过渡”作好准备（例如为因能源价格下跌和投资能力限制而可能受到威胁的可再生产业提供支持）。

利用混合融资。 混合融资能够促进公共资金的使用，从而调动更多的私人资本，并使其影响最大化。混合融资可被用于加速向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的过渡，或是帮助各国提高其国内基础设施的气候适应能力。

同时应对碳排放和不平等这两个问题。 各国政府在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时，应同时优先考虑推行能够加速经济转型的改革，例如推行支付人均红利的税收中性的碳税计划。

重新推动多边主义。 在应对新冠疫情或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灾难时，各国的响应策略虽大有作为，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几乎没有参与到全球协调应对的计划中，用独立代替合作。在世界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之际，各国政府应重新实践国际合作的原则和机制，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开始，努力实现更为协调一致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这些努力中应包括为已在努力建设适应未来气候变化能力，且必须实现当今社会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这是一个因新冠疫情而更为困难的挑战。

企业可以同时减少碳排放和成本。新冠疫情无情地暴露出现有商业模式的弱点，凸显出企业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的需求。为了构筑韧性，企业可以：

通过减少碳排放来降低成本。 通过系统地优先考虑能源效率并转向可再生能源，企业不仅可以增强自身对未来与排放有关的监管的适应能力，还可以显著地降低成本。BCG对石油和天然气、汽车，以及其他能源密集型行业的研究中发现，企业以负减排成本实现了20%-40%的减排——这些企业在减少碳排放和成本的同时，构筑了自身应对未来碳价格上涨及其他内外部压力的韧性（图3）。当资金有限时，精心制定的刺激计划可为其提供激励。

图3 减少碳排放能够降低成本

来源：BCG分析

对供应链进行仔细审查。 新冠疫情所致的供应链中断让许多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其供应链架构，以期强化自身韧性，包括：使用近岸外包供应商、提高透明度以改进物流和预期情况，以及通过寻找额外的供应商以建立冗余。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利用这一重新评估的过程来了解和解决上下游的碳风险，要求其供应商提升碳排放的透明度、在自身的采购决策中引入二氧化碳指标，并要求其供应商遵守严格的效率和减排目标，以此保护其供应链免于面对未来的审查、监管和成本风险。

增强自身投资组合的韧性。 气候问题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megatrend），而大趋势具有抵御危机的韧性。在全球石油市场陷入动荡之际，可再生能源市场一直能够呈现更为稳定的状态便不足为奇。正在重组其业务和产品组合以应对短期经济压力的企业会发现，为应对全球变暖持续，将其投资组合脱碳，同时构筑自身应对物理、监管和需求风险的韧性，是一步落子无悔的棋。同时，这些企业亦会发现投资者正在更多地支持注重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企业。

投资者应聚焦于气候韧性。对于许多投资者和贷款机构而言，2020年将是采取大胆的气候行动的一年。2020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年度会议上，以在2050年以前使其投资组合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为目标的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Net-Zero Asset Owner Alliance）宣布，其名下管理的资产总额已达4万亿美元。尽管市场在此后经历了大幅波动和不确定性，但包括英国法通资产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和美国黑石集团（BlackRock）在内的几家投资机构均发表声明，重申了他们对气候优先的承诺。

与新冠病毒相同，气候变化于人类而言亦是一种特殊风险，而投资者们将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

对投资组合进行压力测试。 全球在未来几个月内会继续与新冠疫情作斗争，因此，金融机构需继续专注于应对相关的市场波动及其资产负债表所受的影响。同时，作为降低其自身未来风险敞口的一种手段，它们还应继续强调气候在投资分配和行动管理中的重要性，需将气候风险纳入信贷模型，推动执行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信息披露，并扩大与气候相关的投资组合的投资规模。令人鼓舞的是，ESG交易所交易基金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的表现迄今为止要远优于其他基金。

资助绿色复苏。 最后，投资者在为重启经济的努力提供资金时，应考虑到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各金融机构如今正在为直接参与了公共卫生响应的企业定制解决方案（例如渣打银行已承诺提供10亿美元资金以资助新冠疫情解决方案）。同样地，投资者在也可采用绿色的视角，利用绿色债券和其他工具为相应的项目提供资金。

新冠疫情初期的经验教训能推动气候行动框架的构筑

丘吉尔有一句颇受争议的名言：“不要白白浪费一场好的危机。”任何复苏同时也是新生的机遇。新冠疫情危机让人们切实体会到忽视早期预警信号的后果，但它也显示出政府、机构组织和公民在真正面临为更大的利益采取行动的压力时，有能力通过个体努力及协调合作来取得有效成果。就此而言，新冠疫情给予了如今的人们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教训。

我们需要作好更充分的准备。显然，世界没有为应对新冠疫情作好充分的准备。在事后的回顾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更充分的准备对于健康和经济而言都有巨大的价值。相较于大流行病，气候危机的可预测性更强，因此我们仍有机会避免其最坏的影响。审慎的气候战略需聚焦于减少排放和适应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变化影响。

各国有能力采取激进的行动。面对新冠疫情危机，各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防止或至少减缓疫情的蔓延，人们也暂时接受了生活和工作方式所受的全面限制。同样地，推动更多经仔细斟酌的改革将足以让世界具备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干预同样是推动改革的必需力量。

公民可以作为后新冠疫情世界中的催化剂。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因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失业焦虑而几乎没有精力思考与气候和环境相关的问题。然而，这种情况从中期来看或许会得到改变。通过共抗灾难、对政府有效预测和管理危机的能力的共同质疑，以及对经济活动显性“成本”的关注不断提升（以大气污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大气污染在新冠疫情期间因经济活动的减少而大幅下降），人们或许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关于气候行动的紧迫感。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气候行动正处于一条积极的轨道：二氧化碳排放在2019年趋于平稳，企业和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气候问题置于其各类议程的首要位置，大多数政府也已开始在COP26召开之前对其气候计划进行重新审议。因此，若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措施能够使这些进展加速，那么后新冠疫情时期的复苏计划将有助于同时解决两场危机。

新冠疫情或许让全世界措手不及，但气候危机是可预测的。问题在于：十年后，我们在回望过去时所看到的，是我们利用了这次机会使自身和社会变得更具韧性，推动了绿色的经济复苏——还是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无法在世界复苏时扭转其轨道，而使世界继续朝着可能会有更具破坏性的全球危机的轨道继续前进？

*本文作者：帕特里克·赫霍德（Patrick Herhold），BCG慕尼黑办公室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维罗妮卡·邹（Veronica Chau），BCG华盛顿办公室合伙人兼主管（可持续投资及社会影响）、米歇尔·弗雷诺（Michel Frédeau），BCG巴黎办公室董事总经理兼高级合伙人、艾斯本·亨斯霍特（Esben Hegnsholt），BCG哥本哈根办公室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约尔格·希尔德布兰特（Joerg Hildebrandt），BCG中东地区董事总经理兼高级合伙人、科尼利厄斯·皮珀（Cornelius Pieper），BCG波士顿办公室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以及延斯·布尔夏特（Jens Burchardt），BCG柏林办公室副主管。埃莲娜·科拉莱斯（Elena Corrales）、 桑德尔·范·达默（Sander van Damme）、马可·杜索（Marco Duso）、戴夫·希瓦普拉萨德（Dave Sivaprasad）、斯蒂芬妮·韦格纳（Stephanie Wegener），以及尤尼斯·兹里克姆（Younès Zrikem）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