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希望博士的头衔以及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见解能让我在强者心目中树立权威，我原也认为这个领域有着非常好的前景，虽然该领域的社会运动常常遭受压制，但当我试图研究这个制度空间并为此付出时，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望。

文：Mathieu Munsch      译：Finn

本文基于CC-BY-NC协议，由碳测发布

1850至2017年全球温度变化（来源：Ed Hawkins）

决策者在科学证据面前的敷衍了事令我们这些科研学者或是行业有影响力的人们倍感失望，因为我们毕生的研究就是为了改进社会生态制度体系的缺陷。

然而，在我们学者当中，几乎没有人会处于类似我所遇到的这种规模和速度的打击。研究气候变化，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为何要为此攻读博士学位，以及继续深造是否是我最好的选择。

能够有好几年时间自由查阅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所有文献，这无疑是一种享受——我至今仍对此心存感激。但在经历了对证据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评估，以及始终看不到前景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曾有一段时间，我想要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向未来聪明的年轻人教授环境政治学。但这已不再是我目前的梦想，因为之后的学习动力让我意识到这个梦想实在太浅薄。我想讨论的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个人利益和道德如何能够找到共同点，以及个人立场在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在对预设未来感到悲哀的同时，需要有新的梦想来填补旧梦想留下的空白，所以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我的想法并不代表所有人，因为每个人的相似度、技能和喜好都不尽相同，但我确实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立场能激发大家对我们未来未知领域的积极探索。

我曾经写过，现代社会需要以一种近乎不可能的速度进行变革，才能避免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全球生态的崩溃。如果你还不熟悉气候崩溃预计发生的时间表，我建议你赶紧给自己提个醒。如果工业化排放仍然肆意地不加控制，气候系统预计会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突破其临界阈值，这将为珊瑚礁、格陵兰冰盖以及热带雨林的大片地区敲响丧钟。

这无疑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全球农作物减产、大规模迁徙、水资源战争，以及当前已经看到的各种政治丑闻。如果有一件事应该明确的话，那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气候崩溃，因为它是所有其他社会进步的基础。

认识到维持适宜居住的气候的必要性，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脱除对化石燃料的社会依赖需要在未来10年内的时间内完成。

然而，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却如同我们食物一样重要，例如油基化肥的生产、农业的重型机械化、长距离的供应链服务，我们实现自身最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完全取决于这些先进的工业化机器，而它们对于石油的依赖正不断增长。

当代社会中个人对高碳系统的完全依赖意味着，对化石燃料的理性转型过程将会耗费我们太长的时间。正如数十年来研究人员和环境非政府组织所遭受的不幸那样，再多的科学警告也无法遏制工业社会的增长。

我现在怀疑的是，脱离石油的提法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复杂的制度体系造成极其残酷的严重后果。将这种激进化的模式转变强加于我们的，其实是石油生产本身的实际限量，以及金融系统联网市场化的不稳定性。

我的意思是，石油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非常重要。与所有其他化石燃料相比，石油的能量密度要高得多，这使得它成为机器运行的首选燃料。

由于其作为燃料的卓越特性，所有的空中和海上运输燃料都来源于石油，陆地交通工具的98%的燃料也源于石油（包括火车、生物燃油汽车和电动汽车)。

没有石油，我们的食物和其他日常消费品的供应链会突然中断，更不用说交通运输了。电动交通是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因为目前四分之三的电力生产是由其他化石燃料提供，这往往比石油污染更严重。

在我们的时间表里，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也做出了让步，因为它们的生产安装存在一个直接的额外能耗成本（例如，欧洲使用的那些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其生产过程消耗了大量燃煤），而且他们的生产受限于一些稀缺的稀土和金属材料，而这些材料预计也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耗尽。

然而，易开采的石油储量的枯竭、非常规开采项目投资带来的日益不利的能源回报，以及在勘探新储量方面公共投资的缺乏，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可开采石油的终结。

考虑到气候因素，以及那些不用粗暴低效的开采方法（如水力压裂或极地深海钻探）就可获取的石油储量正日益稀少，很难想象石油生产如何在未来十年避免这种突来的冲击。

此外，通过对全球GDP和石油产量随时间波动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石油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资源，在20世纪发生的所有11次经济衰退中，有10次是在石油产量下降之后发生的。

随着石油供应的波动，全球GDP也在波动（数据:BP，2014 /USDA， 2013）

此外，由于陷入永久性经济衰退，石油供应也会出现永久性短缺（这两个因素也会反过来相互作用）。化石燃料开采依赖于不断增长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增长本身又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多次发出警告）将会加速石油产量的下降，并对我们增长中的经济体系造成突然的打击。由于金融体系仍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那样存在相互依赖性并以投机为目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再次崩盘，而是多久会再次崩盘。

在我试图记下所有这些因素时，我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未来我们与能源的社会关系将介于这两种情景之间:

情景1：日益稀少的传统石油储量正在被页岩油、油砂油所取代，或者煤炭产量的增加为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提供电力来源。这也许能让我们现有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系再维持10~20年，但也肯定会导致人类以及地球上大多数其他生物的毁灭。

情景2：当高风险的原油替代品被认为市场利润低，导致无人问津的时候，石油供应也出现短缺，或者石油开采和运输的供应链受到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这些危机可能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随时发生。这可能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因为人们为满足其最基本需求的能力受到了损害。

我攻读这个方向的博士学位是因为我希望它能让我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本希望博士的头衔以及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见解能让我在强者心目中树立权威。我原也认为这个领域有着非常好的前景，虽然该领域的社会运动常常遭受压制，但象我这样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内通过自身的威望和地位推进气候正义的事业。

但当我试图研究这个制度空间并为此付出时，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望，因为我发现，我为自己追求的未来最终却把我紧紧地捆绑在了我一生都在积极抵制的政策制度上。

例如，我完全赞同凯文•安德森等著名气候科学家对其领域的常见做法提出的批评，尤其是在学术界和环境政策圈已根深蒂固的飞行习惯。

像他们一样，我也相信这些行为所携带的隐含信息（高碳出行方式是用以规划低碳未来的必要代价）反映出一种认知的失调，那些致力于气候变化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公众的谴责。

然而，考虑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根本性转变，仅仅承诺不坐飞机就能够证明学术行为没有受到政策制度失败的影响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事实上，学术界完全依赖于目前已处于崩溃边缘的能源生产行业，这一点对于工业界、政策制定和专业游说团体同样适用。

当这些领域的人们被要求全身心投入工作并为此花费大量时间时，他们只能通过工业机器实现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例如衣食住行），而这些机器没有油根本无法运转。

这也许是理解我们困境的关键之一：世界上的精英们已将自己与全球这种令人压抑的政策体系捆绑在一起，仅依靠现代化的供应链得以生存，而这种体系正威胁着要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解放运动的思想为当初殖民地人民提供了如何摆脱帝国统治的理论，而现在它应该用于我们当下的生活，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原先历史上受益的制度现在正把我们困在一个自我毁灭的逻辑当中。

大众的想法不会像那些“拥有一切”的人，他们公开宣布放弃高收入的职业，对所做事情的意义非常清楚，因为这既是一种道德行为，也是面对现状的理性选择。如果石油驱动的机器无法避免我们生态系统的崩溃——正如我们对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认知所要表明的那样——那么我们的行动必须反映出我们的担忧程度。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倡导气候变化而广为人知的人，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打破我们对维系自身生活的石油的依赖，那么我担心我们所表达的信息严肃性将永远无法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意识中。拒绝飞行是远离文明社会常态化暴力的一种受欢迎的行为，但它只会让我们制度内在的破坏程度变得稍稍不那么严重，从而再多一点让我们继续自我毁灭的时间。真正彻底的变革必须更加大胆，同时能够提出不仅危害更小，而且与化石燃料经济以及土地和社区改造完全不同的方法。

我不太指望承载我们的这列失控的火车避免发生冲撞的时间能够再晚一些，我恨不得冲撞不久就会发生，把剩下的生命带走。

作为这列火车的头等舱乘客，我们的大部分努力都在说服被蒙蔽的司机们保持谨慎，但事实是，尽管我们不断发出警报，我们的行驶轨迹丝毫没有发生改变。而且我们意识到，当我们开始看到悬崖面轮廓在地平线上出现时，我们现在的速度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也许是时候让我们质疑一下，从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上跳下是否比准备好迎接撞击更明智。但为此，我们必须克服那种阻止我们采取高风险行动的心理障碍，想象我们已具备可以全身心投入未来的勇气。

对我来说，放弃自我未来的信念来自于一项终生的计划，它将让我扎根于某个地方，并重新灌输给我一种价值感和使命感。把我对研究气候变化的执着转化为一个实际的项目，这是一段旅程，在到达那个阶段之前，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食物改造、野生加工、永续农业，以及现代便利设施的低技术替代品的详细知识。

通过培养那些不花钱却能养活我，让我快乐，又能让我保持健康的业余爱好，我学会了把自己的开支减少到最低城市生活标准（房屋费用以及偶尔和朋友喝一杯)。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从纯粹物质的角度来看，它让我从微薄的研究生助学金中拿出足够的钱来购买一小块农田用于开发一个项目；在精神角度来看，它减轻了我的负担，让我不再认为富足的薪水是过上充实生活的必要保障。

目前我还没有搬出我的城市公寓，因此我还不能说已经开始着手我的计划，但这个想法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脑海，这意味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想法了。项目本身将采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希望能够尽快适应。我们的地方还将作为一个教育基地，在那里我们将举办讲习班，向那些希望结束对石油工业系统依赖的人们传授我们的实践技能和理论知识。

正如我前文提到的，为气候正义而奋斗的愿望最初吸引了我从事气候变化研究，但这并不是我准备放弃的。我不打算将自己与现代世界隔离开，以试图减轻现代社会的崩溃对我生活的影响。我坚信社区的恢复能力是适应不远的未来极端政治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也相信通过普及教育的力量是抵制资源开采主义的一种有效方式。

有幸在学术界的象牙塔里呆了几年之后，我养成了一种快速学习和知识整合的能力。我相信将我的技能用于社区也是一种气候行动形式，而且比我们当下利益驱动型大学让我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更具建设性。

毫无疑问，未来将充满风险，而我也无法保证我即将投身其中的道路是否足以保护我自己和自然界免受资本主义最后垂死挣扎的影响。

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气候崩溃将把我们的世界变成地狱般的噩梦。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要改变社会的狂热梦想中，我们将注定失败。

要想经受住即将到来的风暴，我们将需要各种尝试来构建摆脱化石燃料的新模型。这些模型将反映出涉及的各个领域以及出现的各种想法。也许这些尝试中的大多数会失败，但就像自然选择一样，只有能够产出大量种子的植物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在创造可能的未来方面，只有“不断尝试和失败”的方法可确保我们今天放入地球的一些种子能够生根、繁茂，甚至可能在被后人再造利用。

Mathieu Munsch：前国际政治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