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近年来，中国在科学发展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自己要做，不是谁要我们做”，提出把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打造成完善全球治理重要平台的指导思想。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发挥理念引领作用，在多边场合贡献“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双边场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巩固战略依托的重要实践。《巴黎协定》的签订和生效，重塑了各国在联合国体系下开展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有力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广泛国际合作，维护了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于 2017 年 6 月1日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这使全球气候治理产生了变数。不仅使得美国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出现倒退，也给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乃至全球治理体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这一倒退，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中国、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和集团的领导人相继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坚定实施《巴黎协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学界有的主张既然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就应将其排除在《巴黎协定》下的细则谈判和履约程序之外，也有人期望通过迁就特朗普的诉求来保持《巴黎协定》的覆盖面。更多的学者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期待中国和欧洲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紧密合作，以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和《巴黎协定》的落实。当然也有人受到美国政府倒退政策的影响，怀疑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严肃性，对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有所动摇。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特朗普气候变化政策倒退的本质和影响，坚定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方向，继续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积极和引领作用。

地球气候系统正在超常变暖是观察到的科学事实。近百年来，地球气候系统正经历着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1880—2012 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 0.85℃ （0.65℃—1.06℃），过去 3 个十年的温度依次升高，高于 1850 年以来任何一个十年期间的平均气温。1901 年以来，全球几乎所有地区地表都出现增暖。1971—2010 年，海洋上层 75 米以上深度的海水温度每十年升幅达到 0.11℃（0.09℃—0.13℃）。1901—201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 0.19 m（0.17—0.21 m）；自19 世纪中期起，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大于之前两个千年期间的平均速度。过去 20 年，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的冰量一直在损失，全球范围内的冰川几乎都在继续退缩，北极海冰和北半球春季积雪范围在继续缩小。

人类活动是近 50 年气候系统超常变暖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排放剧增是气候系统超常变暖的主要原因。自1750 年工业化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目前总浓度已远远超出了工业化前几千年内的浓度水平，且浓度增加的速率是过去 2.2 万年来前所未有过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 20 多年来的 5 次科学评估中，一次比一次更明晰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的联系，确认了人类活动极有可能（95% 以上的概率）是引起 1951 年以来全球变暖的主因。地球气候系统变化的极高速率如果持续下去，将给人类社会和地球系统带来巨大的风险。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各种极端气候事件，已经开始显现。人类社会必须尽快从减排温室气体入手减缓气候变化，而且已经不得不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2℃ 以内是建立在科学评估基础上的重大政治决策。1992 年，世界各国一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要求“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IPCC 从第二次评估报告起，就不断探讨对这个目标的科学解释。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系统评估了生态系统和人类群体对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成为分析超常温升对水资源、海平面、生物多样性，以及食物生产等重要因素影响程度的重要基础。基于科学评估报告，欧盟理事会首次提出将“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2℃ 之内”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2006 年，时任英国首相经济顾问的斯特恩爵士发布的《气候经济学斯特恩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对应对气候变化对策进行了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成为选择温升控制目标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在不断深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支撑下，各国政府和多个国家集团逐渐统一认识，形成了 2℃ 温升控制目标的共识。《巴黎协定》最终将“把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 之内，并力争不超过 1.5℃ 之内”确定为全球行动目标。

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是一个建立在科学评估基础上的全球性政治共识，这一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明确行动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国家和社会机构都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