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础上削减30%-40%作为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转折点判断，中国环境质量将在2025年左右趋于全面改善。最后，为了促进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本文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形势的不同，实施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同时积极防范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一步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良好环境质量的需求日益强烈。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已经成为“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随着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势推进，同时经济增长逐渐进入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新常态，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那么，中国环境质量是否呈现出了改善趋势，是否具备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共赢机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程度逐渐加剧，而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阶段后，环境污染减缓，环境质量逐渐改善。这种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间的“倒U型”轨迹即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本研究基于这一理论工具，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地区性差异和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实际，依据环境统计数据和国际经验事实判断中国是否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是否具备跨越拐点的现实经济条件，进而判断中国环境质量何时能够全面改善。

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与共识。EKC最早由Grossman和Kruger根据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不同环境指标关系的经验研究得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增强，环境保护标准趋于严格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清洁技术进步等因素助推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进入共赢的轨道[1]。EKC提供了一种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双赢路径，这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佐证。

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众多，虽然结论不尽一致，但在争议中也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2]。其一，EKC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环境关系的基本轨迹。这在工业化完成的发达国家均有显著呈现，发展中国家“倒U型”特征尚未呈现的原因是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其二，EKC仅适用于某些污染物。其共同特征表现在局部性、对健康有直接影响以及相对容易管制，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等。总的来说，大气污染物和一部分的水污染物指标与收入水平具有“倒U”关系。对于全球性污染物，如二氧化碳，其与收入间的“倒U”关系尚未明显呈现，或者是其“倒U”曲线拐点处的收入水平非常高[3]。尤其是一些不可逆的环境要素，如土地使用、生物多样性等，一旦突破环境阙值就不能或很难修复[4]。其三，EKC的形成需要外生条件推动。在经济发展转型逐渐为缓解环境恶化创造内生驱动条件的同时，严格环境政策的实施必不可少，其主要作用在于削减曲线峰值的高度，促使拐点向左下方移动，加快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共赢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趋势特征。实证观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重要途径。为此，本文根据中国分省人均GDP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面板数据观察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基于统计口径连续性的考虑，污染物排放是工业源和生活源的加总结果，人均GDP按照1998年的价格进行计算。样本数据包括1998-2013年31个省份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和2011-2013年31个省份的氮氧化物排放。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结果表明，人均GDP与二氧化硫、烟粉尘存在显著的三次项关系，与氮氧化物则存在显著的二次项关系。图1是根据回归结果绘制出的拟合曲线。这说明中国各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存在“倒U”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完全光滑，人均二氧化硫、烟粉尘等污染物排放在历史时间趋势上存在反复，导致曲线呈现出轻微的“倒N型”关系。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与人均GDP拐点处的人均GDP分别为24475元和23346元（1998年价格），对应的拐点年份分别为2011年和2010年。人均烟粉尘排放的拟合结果表明，其自1998年以来一直呈现随着经济发展的波动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