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大体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第二阶段，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第三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这既与生态环境本身的发展规律有关，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关。这是因为粗放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反之，集约型、节约型、高效率、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则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此，中国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早在2001年制定“十五”计划时，首次提出到2010年“城乡环境质量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的长期目标。为此提出了一系列与绿色发展直接相关的量化发展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以内，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3亿人以内。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还提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目标，但是实际执行情况比较差，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

为此，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首次提出：“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首次将主要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7项指标如期完成，其中有5项指标超额完成，反映了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取得积极进展，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积极成效”。初步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的核心目标，进一步强化健全了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长转向中高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全部超额完成，尤其是出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度下降，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大幅度增长，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消费国，煤炭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出现了负增长，这就为提前到达中国环境库茨涅兹曲线拐点，实现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脱钩，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条件。

“十三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核心目标。要求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度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生态环境的第三阶段，这与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等极其相关。首先，随着经济增长率进入6.5%-7.0%区间，能源消费增长弹性特别是煤炭消费增长弹性都会呈下降趋势，甚至还会出现负增长弹性。

其次，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意味着进入工业化的后期，也进入了服务业化的黄金期，更加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与主要资源消耗总量、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彻底脱钩。

再次，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利用模仿创新的后发优势向自主创新的先发优势转变，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增长，中国同时发动绿色能源革命、互联网数字革命、绿色制造革命等，都会有利于促进中国生态环境进入第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