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机组实现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后，对环境的影响会明显减缓，对解决PM2.5污染将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环境报：一般来讲，企业要寻求利益最大化。实施超低排放会不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什么超低排放是我国电力行业企业自愿的创新行动？

郝吉明：企业自我要求达到超低排放的标准，既源于经济利益，也源于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济利益包括政策激励、提升竞争力的要求，而企业社会责任是电力行业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控制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也使电力行业实现超低排放成为可能。

煤电机组实现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后，其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和总量相对于GB13223-2011规定的重点地区标准（烟尘20mg/m3、二氧化硫100mg/m3、氮氧化物100mg/m3）将分别减排50%、65%和50%，达到燃气机组的排放标准。这样，煤电对环境的影响会明显减缓，对解决PM2.5污染将作出积极贡献。以2013年数据为基准，全国燃煤机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142万吨、820万吨和834万吨，分别占全国全口径煤炭燃烧污染物排放量的17%、40%和37.4%。若从2015年开始全国燃煤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5年内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年均减排放量分别为27万吨、155万吨和154万吨，年均减排率分别为19%、18.9%和18.5%，将对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作出重要贡献。

政府对超低排放主要实行激励政策，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鼓励企业的积极性。例如，有的地方对超低排放的上网电每度电涨1分钱，也有一些地方如河北，已经出台了超低排放的地方标准，陕西也出台了关中地区超低排放标准，上海正在征求意见的阶段。

中国环境报：目前，不同燃煤电厂有着不同的基础、不同的煤质条件，应该怎样统筹实施超低排放？现阶段有哪些技术支撑？这些技术的应用情况如何？

郝吉明：燃煤电厂作为一个整体，在设计环保设施时，需要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把多污染物减排作为一个目标来发展。所以，超低排放的技术问题不是一两项技术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多项技术组合，各自发挥优势。

近十年来，我国自主创新了多项技术，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难题。比如对氮氧化物的控制，目前，最有效的控制技术途径是低氮燃烧技术配上选择性催化还原（SCR），不过这种技术在国内应用曾面临很多问题。再比如，脱硝催化剂主要载体材料依赖进口，而且脱硝催化剂对煤种具有很大的敏感性，同样的催化剂在不同烟气条件下性能会有较大差异，而我国煤种复杂，烟尘浓度远远高于国外，照搬国外技术极易造成催化剂塌陷中毒，出现“水土不服”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科技界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突破。比如清华大学的李俊华教授和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华铁钒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研发大比表面钛硅钨复合载体、高强度脱硝催化剂、高精度流场均匀分布系统及中性络合定向再生技术，并在国电及华能等256家电站锅炉应用，实现了高尘烟气下高效脱硝。

现在我国的许多燃煤电厂应用了湿式电除尘器，取得协同控制多种污染物的良好效果，很好地解决了所谓的“石膏雨”问题。实施超低排放，直观的是3项污染物减排，但实际上它能同时解决污染控制设备可能导致的二次污染，包括三氧化硫污染、氨的逃逸等问题。超低排放技术也有助于减少汞等重金属的排放。通过超低排放，让燃煤电厂真正成为清洁电厂变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