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研究试图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连;结构效应,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很多实证进行了研究。最早的关于环境质量和人均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是格鲁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倾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说明经济增长和环境并不是完全的冲突。

　　国内的有关研究有:蔡?等(2008)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佘群芝(2008)提出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能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国内有关实证模型的研究:高鹏飞等(2002)建立了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但是这一模型没有考虑到碳减排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产生的环境收益以及碳税收的返还性。魏涛远等(2002)利用一个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张明文(2009)突破了以前的基于理论的情景的研究,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碳税对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影响,利用资源税代替碳税,运用1995-2005年各省市能源消费数据,将能源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发现资源税的增加对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并从私人投资和政府整体投资角度进行解释。刘小川等(2009)对减排政策工具特点进行分类、从减排作用的范围、借助市场力量的方式、减排成本的确定性大小等方面做了对比分析,提出我国碳减排的优化选择,近期以排放权交易为主,逐步过渡到远期的以碳税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