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黎气候谈判的氛围要好于历史任何时候，但在这最终草案文本中仍然存在很多关键分歧：

首先，资金。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扩大气候资金支持，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到2010年坎昆会议，发达国家再次承诺利用各种来源的资金（公共和私人、双边和多边，以及替代能源）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但五六年过去了，发达国家气候援助资金距承诺目标差距很大。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气候政策倡议”联合发布的题为《2013—2014年气候融资和1000亿美元目标》的报告，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提供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在2014年达到618亿美元，高于2013年的522亿美元，但与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美国对“绿色气候基金”（GCF）在过去4年共注资30亿美元，2016年预算对GCF仅5亿美元。

对此，代表着发展中国家阵营的77国集团一再坚持，发达国家必须在2020年前落实气候资金承诺，才能有效支持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增强气候应对能力。发展中国家同时强调，公共部门的资金应占主导；而发达国家则鼓励所有缔约方私营部门，以及有能力的缔约方应共同承担出资责任。气候融资流动将是巴黎COP21谈判的重要元素。

第二，区别。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时，将各国分为“附件Ι国家”（AnnexI，发达国家）和“非附件Ι国家”（Non-AnnexI，发展中国家），这构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础。在10月份德国波恩举行的德班平台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坚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框架下仍然区分“附件Ι国家”和“非附件Ι国家”，并在资金和减排上区分对待；而发达国家认为各国的发展水平、排放水平和应对能力已今非昔比了，新协议不能再进行两分法，并将其作为谈判的红线。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保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同历史责任的重要原则。有些发达国家进一步强化“国情差别”原则（各国根据各自发展水平和排放量大小承担相应责任），将使未来减排责任大小无分割地梯度差异化。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有些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坚持认为打破技术转让壁垒只限在发达国家之间，有意保护自身技术优势。因此，要使最终协议更具效果，缔约方需要找到一条路径能够反映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历史排放责任，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第三，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损失与损害”指气候变化对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危害。在UNFCCC框架下，如何在巴黎协议中体现以及在何处体现“损失与损害”要素仍然需要谈判协调。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坚持认为，损失与损害不应在“核心协议”中体现，但可以在讨论替代、保险和风险转移等附件决定文本中体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损失与损害”机制应包含在巴黎协议的“核心协议”中，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是其最直接的威胁，“损失与损害”机制应在协议中置于优先位置。

第四，法律约束力。美国国务卿克里11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表示，今年年底可能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不会像《京都议定书》那样是一个条约，也不应有约束力。针对克里的表态，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12日发表讲话说，今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可能达成的协议应有法律约束力，否则就意味着无法促使相关国家履行做出的承诺。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11月12日也表示不认同克里的观点，并指出克里应用更“恰当的表达方式”。法比尤斯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一些建议应产生实际效果。

由此可以看出，对待巴黎新协议的法律约束力问题，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分歧。原因在于，对主办方的法国和欧盟其他一些国家而言，让巴黎气候大会不再重蹈哥本哈根峰会的覆辙，是让整个欧洲重新彰显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的唯一一次机会；另一方面也是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执着追求的高目标的期望，欧盟国家希望新协议能确保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得以实际落实并接受定期复审，确保之后的每5年可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对各国承诺的减排目标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复审，并希望将其以法律形式在新协议中固定下来。

对于美国来说，虽然有确定的气候行动计划，但政治上充满不确定性。2015年8月初，美国环保署（EPA）提出了“清洁电力计划”（CPP），该计划是美国实现其INDCs减排目标的核心支柱，在2030年减少电厂30%二氧化碳排放。但该计划触及了代表保守理念和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的共和党的利益，国会强烈反对。因此，美国的中长期气候行动充满着极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如果巴黎气候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太强，美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降低，将因无法兑现其国际承诺失去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