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转型和来自民众的治污压力带来的这些改变，已经跨出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歧。作为发展中国家，2020年前中国不用受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限制，该协议只对发达国家有强制性。因此，2009年中国不仅拒绝减少碳排放，而且反对峰会协议中规定具体的碳排放目标。中国外交部当时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决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捍卫发展权。这几年中国一直将发展权放在首位。2011年德班气候峰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拒绝了发达国家提出的更多责任要求。

 

　　不过，从那时起，中国的语气开始变化。他们仍旧提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呼吁全球各国在巴黎峰会上对气候变化提出有创新性的解释。作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的解振华上周表示，（期待中的）巴黎协议应该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但各国都需要创新。

 

　　在习近平宣布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前，中国的目标只涉及碳强度——每单位GDP增长的碳排放量。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高级气候政策分析师李硕表示，“中国（在气候变化上）对融资和透明度的态度早就开始变化了。他们不再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立的心态。中国已尽可能在气候问题上让步。”

 

　　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发展项目主任胡敏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改变受国内经济转型及其不断完善的气候政策影响，“中国不再认为低碳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威胁，而视其能带来新的商机”。

 

　　中国的这些变化也得益于煤炭消耗的惊人下降。今年前10个月，中国煤炭消耗量同比减少4.7%。就在几年前，许多研究人员预计中国的煤炭消耗顶峰不会早于2020年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