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之所以旷日持久，难以达成一致，首当其冲的是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这方面的分歧一直没有解决。各国往往考虑自身利益多于全球共同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错配和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矛盾是由历史和现实决定的。虽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现在排放量大，但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约占80%。这就是历史责任，不容推卸。

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两难境地，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应对、减缓气候变化。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如果减少碳排放，就意味着它们要承担经济放缓甚至停滞的巨大成本。这无论从现实和道义上都讲不通。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难题。2020年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方面的差距不可能缩小。因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能动摇，只能加强。

如何才能坚持CBDR呢？这要看巴黎会议达成的协议能否具有法律效力，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目前看，各方已释放了不少利好巴黎大会的信号。首先表现在许多国家表明了政治决心，并且纷纷公布减排措施。中美和欧盟在减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方面都有明确的表示；其次是波恩6月谈判中，196国代表达成共识，承诺在巴黎会议开幕前拿出先行方案；再就是近年清洁能源等技术进步和各国对全球变暖的担忧使巴黎大会取得成果迫切性加强。

其次，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合作意愿和今后将采取的实际行动是巴黎会议成功的关键。政治意愿如前所述，已经初步形成势头。在具体行动方面，中美作为排放大国已经带头提出行动计划，正如哥本哈根会议一样，中美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始终起着领头羊的作用。

根据2013年华沙会议和2014年利马会议决议，各国应在2015年底巴黎大会前尽早通报2020年后的INDC。迄今为止，已有4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2020年后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欧盟三个最大排放体，还有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巴西、韩国等。这方面的进展为巴黎会议就减排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

各国合作意愿的困难还在于国家间缺乏互信和透明。各国按联合国要求提出INDC，一方面可以表明国家层面减少排放的决心和具体行动，同时也是希望通过各国自主方案的透明来加强相互信任，推进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中国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排放大国，二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联系密切，中国与77国集团、“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关系紧密，同时与美国、欧盟、法国等发达国家有众多对话与合作机制，可谓作用特殊。2011至2013年，中国每年提供1000万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并宣布从2016年起翻一番，建立南南合作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