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完善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为当前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顶层设计的执行落地，需要环境经济政策作为支撑。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系统化建构。进入“十五五”时期，则要“从有到优”进一步完善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理论逻辑上的超越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超越了西方“人与自然二分”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既是检验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准，也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价值的有力支撑。中国自主，既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也不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而是在认识论层面的创新和突破。

“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新定义了环境经济政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核心要义是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其他生命体、非生命体共同构成这一整体，人类活动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规律。这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环境经济政策理论“人与自然二分”的认识，修正了“先污染后治理”“污染转移”等错误做法，进而形成相互关联、层次分明、协同演进的复杂系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明了环境经济政策中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灵魂，从根本上回答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即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经济政策不再是约束发展的工具，而是培育新增长点、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政策体系的形成实现了范式革命，标志着中国环境治理从应对污染的被动模式转向了加快绿色发展的主动模式。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保障了环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效率性与公平性。“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构成了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度原点，本质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以“环境正义”为底线的区域公平、代际公平与转型公平。这一制度原点的确立，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有为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承担着“市场创造者”和“规则守护者”的角色；在政府划定的边界和规则下，“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实现对环境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并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动力。

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四大架构特征

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呈现“全过程覆盖、全链条嵌入、多目标统筹、多功能耦合”的架构特征。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并非零散工具的机械叠加，而是具有内在逻辑、时空贯通、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了从“拆解分析”到“系统整合”的深刻转变。

实现从源头管控到末端治理的全过程覆盖。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覆盖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完整生命周期，包括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与修复。事前预防将生态约束前置，包括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事中控制包括排污许可证制度、清洁生产审核、在线监测与实时预警。事后管理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环境修复基金和生态修复工程评估制度。

实现环境成本内化于经济循环的全链条嵌入。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深度嵌入“资源开采—生产制造—流通消费—废弃处置”的整个经济链条之中，使环境成本或收益在每一个决策节点都能被感知和响应。在项目决策端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环境影响评价；在投资融资端健全绿色信贷、债券、保险和环境信息披露；在生产经营端完善资源环境价格与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在市场消费端扩大绿色采购、绿色认证和碳足迹管理；在监督问责端加强监测、核算、执法与绩效评价衔接。

实现效率、公平、安全、发展等多目标统筹。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单一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而是在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生态安全等多个目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经济效率目标通过市场机制降低成本、利用价格信号引导配置予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通过初始配额免费分配、生态保护补偿的区域再分配和公正转型机制予以保障。生态安全目标聚焦总量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健康底线并予以约束。

实现不同环境经济政策之间的多功能耦合。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由单一约束或激励功能向成本约束、市场激励、资金筹集、技术创新、结构调整、风险防控和利益调节等多功能耦合转变。强化环境保护税、碳市场、排污权交易、生态保护补偿和绿色金融的功能衔接，形成“标准划底线、税费促减排、市场提效率、财政补短板、金融扩投入、补偿调利益”的政策组合。完善环境权益定价、收益分配和资金回流机制，将相关收入用于生态保护修复、绿色技术研发和重点群体转型支持，实现环境改善、产业升级、价值转化与社会公平相互促进。

进一步完善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中国自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亟须进一步完善机制，提升运行效能。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工具日益丰富，但政策效能不只取决于单项工具力度，更取决于不同政策同向发力、不同地区联动治理、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有效衔接。亟须从部门协作、区域协调、动态优化、能力保障等方面完善运行机制，推动环境经济政策从“数量叠加”转向“效能倍增”，将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统筹合力。建立“政策清单+责任清单+年度任务清单”制度。系统梳理现有环境经济政策，形成国家层面的环境经济政策清单，围绕年度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底线等目标要求，明确各项政策的主管部门、配合部门、适用范围、实施对象、政策目标和考核指标，加强政策统筹、环境绩效评价和数据共享，推动政策落实由“部门各自推进”转向“目标共同牵引”。

完善区域协调和差异化管理机制，增强政策精准性和适配性。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基础建立环境经济政策分区单元，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政策差异化设计的重要依据，推动环境经济政策与空间管控单元衔接。对不同管控单元，明确相应的排放标准、准入要求、价格政策、财政支持、金融工具和补偿机制。对重点开发区域设置合理转型过渡期，防止绿色低碳约束过快加码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波动。对限制开发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强化生态保护补偿和绿色发展支持，将补偿资金分配与水质改善、森林覆盖率、碳汇增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绩效挂钩。

健全政策动态优化机制，提升政策组合效能。对碳市场、环境保护税、排污许可、绿色金融、生态保护补偿等重点政策，定期开展实施成效评估。构建“政策工具箱+应用场景”机制，按照不同治理目标分类配置政策工具。对于总量控制目标，组合使用排污许可、排污权交易、环境保护税、排放标准等工具；对于减污降碳目标，组合使用碳市场、绿色电价、节能降碳改造补助、绿色信贷等工具；对于生态保护目标，组合使用生态保护补偿、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绿色采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工具；对于企业绿色转型目标，组合使用环境信用评价、信息披露、绿色金融等工具，建立“年度监测、三年评估、五年优化”的政策调整机制。

强化能力支持保障，夯实政策落地基础。建设环境经济政策综合数据平台。依托现有生态环境监测、排污许可、碳排放管理、环评审批、环境执法、环境信用评价等系统，整合企业相关数据，形成支撑政策绩效评估的基础数据平台。加强标准、认证和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完善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碳足迹等标准体系，推动标准之间衔接统一。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提升企业环境绩效透明度，放大环境经济政策的市场激励效果。鼓励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专业智库和第三方机构参与政策评估、成本收益分析、绩效评价和技术服务。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