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想实现或者加快峰值，可能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政策，包括需要政策引导，需要制度安排，需要技术创新，同时也要提高治理能力。所以，我们不要老看着我们可以拿到一个苹果手机，但是观念不一定转变过来，管理能力不一定转变。所以，这需要综合的一套方式。既然我们设定了未来目标，包括2030年或者尽早实现碳峰值，现在有一个行政的命令和决定，是应该达到峰值。但必须要立法上缺少相应的适应性法律，在中国二氧化碳并不是一个污染物，这样环境法律没有办法适应气候减排了。我们现在有的法律，大概2009年的时候，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当然也有全国人大通过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并不是一个法律。所以，这里要加快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这个立法工作包括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怎么考虑未来的碳排放，包括碳强度的目标，是不是要做成一个约束性的目标来考虑。因为，我们到2030年只有15年时间，怎么能够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安排好。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没有立法工作，就没有科学的依据。这样的话，在这方面发改委包括各个高校、研究机构，包括我们自己也参加过相应的立法的进程。所以，这个进程还要加快，现在中国改革，立法要有据，要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加快，包括对制定总量的控制、分配、碳市场的相关制度安排，对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有一个总体的制度框架。

2015-06-27 09:41:49

王毅: 

第三，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把制度建设放在很重要的一点，不像过去的工程、运动式的推进。现在听到很多制度安排更多是约束性的制度，包括总量控制，生态红线、责任追究，但是从正的方面鼓励、激励、规范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制度不够。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面应该加强。比如绿色低碳谈到的涉及和认证，整个绿色低碳的设计，从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到具体的产业，到产品，都是一个设计过程，要有这么一套先进的想法，同时要有行业的节能减排和低碳的行业标准、标杆，包括绿色低碳产品的标志的认证。同时，中国还要有一套国内的所谓清洁发展机制，不能说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了，把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所以在国内也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清洁发展机制。当然，还有像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循环经济促进法里有了规定。另外，绿色金融低碳金融的相关政策，包括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还有特许经营，包括怎么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转移到对于清洁能源、对清洁技术和清洁产品的补贴上。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2015-06-27 09: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