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额分配是碳交易体系中的第一大难题，其代表的是控排单位在履约年度的排放权利，是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如何分配决定了控排单位的减排和履约成本。据了解，七大试点中，除重庆采取自主申报的分配方法，其余6个试点针对三大主流配额分配方法，即历史法、基准法和拍卖法，各自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创新。

除了重庆和深圳试点以外，其余5个试点都选用了基于历史排放强度或历史排放量的免费分配方法。“该方法操作简单、提高了MRV（碳排放核算报告与核查）的运行效率、有助于控排单位以较低初始成本减排、可接受性强，但也带来了显著的公平问题，例如行业景气周期发生结构性变化导致配额分配不公，早期减排行动未被考虑导致‘鞭打快牛’，企业检修、事故意外等突发情况未被考虑导致配额过紧。对此，各试点主要通过事前限定和事后调整两种途径进行尝试和探索，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出现‘配额寻租’现象，一些控排企业通过各种公关试图增加配额，造成新的不公平现象。”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透露。

在基准法方面，据悉，深圳是唯一全面采用基准法的试点，其对电力、供水、燃气三个行业，采取基准值方法进行配额分配；对制造业及其他工业行业探索建立了基于价值量的碳强度指标（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王遥表示，其他试点在基准法方面的尝试还局限于电力和热力行业，以及其他个别行业。“基准法最大的优点是体现了行业内的公平性，鼓励企业的能效和减排行动；缺点在于难度较大、主观因素相对影响较大。目前，电力行业基准法在试点中应用最广，但也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基准的情况，以及激励作用发挥受限的问题。”王遥透露。

在拍卖法方面，钱国强透露，拍卖被认为是最有利于价格发现的分配方式，但同时拍卖会增加企业的履约成本，其可接受度在市场建设初期并不高。“这点在广东试点反应明显。‘门票制度’（需先拍卖3%有偿配额获得‘入场门票’，再获得97%免费配额）提高了企业参与碳市场的门槛，一次性支付3%的配额资金给企业现金流带来巨大影响，也导致抵制。”钱国强表示。

王遥表示，目前广东已优化拍卖制度，取消“门票制”，大幅降低拍卖底价，并允许非控排企业参加拍卖。湖北、上海和深圳也各进行了一次拍卖。其中，湖北是公开竞价拍卖政府预留配额的30%，使非控排企业获得一级市场进入渠道。“上海和深圳都是为了帮助企业完成清缴而进行拍卖，上海的拍卖底价设为拍卖前30个交易日成交均价的1.2倍，这一措施促进企业积极参加二级市场交易实现履约。与之相反，深圳是市场价的对折拍卖，却并没有吸引到足够的控排企业参与。由此可见，拍卖机制的灵活设计十分重要。”王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