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将于2025年11月在巴西贝伦市举行。作为亚马孙河入海口的门户，贝伦不仅是亚马孙雨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也将成为COP历史上首座承办气候大会的亚马孙城市。这一特殊选址，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再次引向森林生态系统。

在此背景下，林业碳汇的科学评估、发展困境、信任重建及社区角色等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为帮助公众深入理解林业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繁荣中的潜力与挑战，本刊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理事长兼院长李怒云。

森林生态系统对碳中和微不足道？

CST：从科学上看，森林等陆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究竟扮演多大角色？其固碳潜力对于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是不可或缺的补充，还是难以替代的主力？

李怒云：森林等陆地生态系统是地球碳循环中最大的“碳库”，需要突出强调一下，是“动态”碳库。为什么要强调“动态”二字？我们从一组科学数据就可以看出端倪——陆地生态系统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从空气中吸收4000多亿吨二氧化碳（120PgC），这个叫做总初级生产力（GPP），这其中有一半左右通过自养呼吸作用释放回大气中，这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我们能看得见的根干枝叶花果这些有形的生物质叫做净初级生产力（NPP），约有2000多亿吨，之后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大部分生物质以枯枝落叶残花败果的形式落到地面和土壤中，通过异养呼吸作用又释放回大气中，只有一小部分约百分之二三的生物量固定在树体内而较长时间保存下来，这部分叫做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就是我们常说的“净碳汇量”。也就是说全球现阶段陆地生态系统的净碳汇量每年约有100多亿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与现阶段全球碳排放量相比，约占三分之一左右，难以抵消掉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碳排放。这个不平衡的局面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过量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

从这一组庞大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我们不能仅以角色“是否重要”来定义森林在碳循环中的作用，而应认识到其作为地球碳循环动力系统的本质。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们经常拿每年工业排放的三四百亿吨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的百十亿吨做对比，甚至于有人从NEP再减去木材采伐等生物质消耗，得出结论说碳汇只占到排放的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几，显得微不足道或杯水车薪。实际上这个认识是片面的或者说是错误的认识，会误导应对气候的战略安排。

科学原理和实践现实都证明了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是巨大的。尽管现阶段碳排放量大于碳汇量，但充分挖掘碳汇潜力，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最经济、最长久的战略安排。例如，科学管理和可持续经营森林既增加碳汇又能获得更多的生物量，进而转化为生物质能替代化石能源；用木材替代钢材水泥塑料等。转变工业模式与发展方式，才能一劳永逸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CST：近年来，以林业碳汇为代表的碳抵消机制陷入了一定的信任危机，甚至导致部分企业放弃此类项目。在您看来，这些争议的根源是什么？

李怒云：林业碳汇出现信任危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衡量和确定碳信用的方法学（论）本身存在缺陷，执行和监管也存在疏漏。从方法学角度看，基准线设定和额外性判断是否合理是最关键的因素，比如Verra去年取消了中国37个水稻减排项目，同时也暂停了该标准的水稻减排项目方法学；国际上一些REDD（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项目也备受争议。执行和监管的疏漏造成的数据作假不言而喻。究其原因，碳汇类项目与自然关系密切，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核算是基于统计学的区间估计原理，也就是用样本数据来推算整体数据，一些管理环节的不规范给了（数据造假）可趁之机。

重建信任需要深刻的机制改革

CST：除了科学层面的争议，林业碳汇交易项目在发展实践中还面临哪些主要的现实困境？我们应如何客观看待其作为气候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李怒云：林业碳汇交易项目的最大困境在于“碳汇价格远小于碳汇生态价值”而没有投资吸引力。换句话说，森林经营者不能获取正常的利润，如果有充足的利润，火灾和病虫害都是可以预防的。当然碳汇价格受制于全球碳市场的碳权价格，需要通过碳市场之外给予林业生态效益补偿。

因为碳汇项目大都在农村，面积大、时间长，且利益关联方多、跨产业跨部门，组织、施工及管理运行的难度都大，再加上碳市场中碳汇并没有溢价机制，造成了碳汇项目投资吸引力差。在气候解决方案里中，可进入碳市场作为排放权交易中进行碳抵消的碳汇（信用）要符合额外性、真实性、唯一性、保守性原则有诸多难度，所以看起来碳汇项目处于边缘位置。林业碳汇在气候解决方案中确实存在局限性，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远不止于碳汇。它还具有促进社区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功能。因此，不能仅从碳抵消的角度衡量其价值。

CST：面对这些挑战，国际社会和相关机构应如何改革和完善碳汇交易机制，以重建信任并真正发挥其碳抵消的作用？需要秉持哪些最核心的原则？

李怒云：重建信任需要一场全面的、深刻的机制改革，核心是坚守诚信、透明和高效的原则。具体而言，在项目设计层面，必须坚守额外性、真实性、唯一性、保守性原则，采用更严格的基线情景论证，确保项目环境完整性；在计量监测层面，推广遥感、无人机、激光雷达等新技术，结合地面核查，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确保数据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在核查监管层面，强化第三方核证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建立核证机构的淘汰和问责机制，推动碳汇数据的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在长期保障层面，建立风险缓冲基金，探索保险机制，并设计长期的法律和产权保障，确保项目持久性。

忽视社区福祉的保护难以长久

CST：据悉COP30将首次设立土著论坛，这凸显了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在森林保护中的关键角色。您如何看待“保护森林”“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社区发展”这三者之间复杂而有时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如何设计机制才能确保气候和生态效益的实现不以牺牲社区福祉为代价，而是实现公正转型？

李怒云：这三者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微观体现。处理得好，是相辅相成、良性循环；处理不好，就会相互矛盾、不可持续。过去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忽视当地社区福祉的保护行动都是难以长久的。如果保护森林意味着让社区失去生计来源，那么冲突就在所难免。因此，核心在于设计一个公正的利益共享机制。

具体而言，在法律和实践中承认并保障社区的土地权和资源权，这是他们获得碳汇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收益和其他生态补偿的法律基础。同时，不仅是要给他们提供知识、技术和管理能力，帮助社区更好地管理和经营他们的森林，更要让他们深度参与到自然市场的活动中，目前具体就是参与到碳信用和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的开发、管理和利益分配全过程中，让他们获得经济收益，获得正常的生存权和发展权。COP30在巴西这样具有广袤森林的区域召开，设立土著论坛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十分重要，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将原住民的智慧和权益放在了舞台中央。

CST：“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强调协同效益。在您看来，推动森林碳汇项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能协同增效，其关键抓手是什么？

李怒云：关键抓手是提升项目收益，即同一个项目要从多个履约机制中分别获得经济回报。国际社会一直强调并积极构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其它公约协同履约机制。当前碳市场发展得相对成熟，碳信用有市有价，但等同于工业减排碳价，难以有生态溢价，而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刚处于萌芽阶段。

目前，从国家“双碳”目标出发，工业碳减排是重点。叠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碳汇项目或者是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暂时难以进入合规市场交易，但可以从企业和公众的自愿减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愿角度出发，帮助他们获得具有多重效益的高质量的碳信用和生物多样性信用。

这些信用如何获得？关键抓手是要建立一套获得国际认可的自然信用标准体系，如在评估气候项目时同时考量其气候效益与生物多样性效益，以此为标准开发项目，从而推动自然信用的自愿交易。这样的标准体系，以多个公约协同履约为基础，以科学方法学为核心，以高质量碳汇信用和生物多样性信用为目标，助力国家乃至全球自然市场的发展，以落实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同时推动更多的生态产品实现价值。

生态保护类项目要体现综合效益

CST：请分享一两个将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成功结合的创新实践范例。这些案例对于未来设计项目、制定政策可以提供哪些重要启示？

李怒云：案例一：re.green与微软签署造林项目长期采购协议。re.green是一家总部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初创企业，通过开展大规模森林修复来获取高质量的林业碳汇。re.green的项目不仅追求碳汇量，更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改善社区生计等多重效益作为核心目标。

re.green优先选择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开展造林，在亚马逊“毁林弧”地带和大西洋森林走廊种植乡土树种，恢复原生森林生态廊道。截至2024年底，re.green已在退化牧场和弃耕地上完成约1.1万公顷的植树造林，种植了近600万株本土树苗，涵盖200余种乡土树种。这些努力重建了破碎的栖息地走廊，为珍稀濒危动物提供了新的生境，减少了物种灭绝的风险。

在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re.green同样成果显著。每个项目都充分吸纳当地社区参与——公司在造林区雇佣和培训了大量本地居民，从事育苗、植树、防火巡护等工作，直接创造了数百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初，re.green已直接雇佣超过230名当地员工，并通过项目培训帮助社区发展野生蜂蜜养殖、林产品可持续采集等替代生计方式。

2024年，微软与re.green签署了一项里程碑式的长期采购协议，承诺在未来15年内购买约300万吨的碳信用，支持re.green在亚马孙雨林和大西洋沿岸森林开展1.6万公顷的造林项目。仅一年后，这一合作规模进一步扩大，微软追加认购约350万吨碳信用，累计造林恢复面积也增加至3.3万公顷。

案例二：肯尼亚的Vanga海草项目。肯尼亚夸莱郡的Vanga海草项目致力于保护和恢复Vanga湾潮间带及浅海区域约225公顷的海草生态系统。该区域拥有全国约14%的海草资源，是儒艮、绿海龟和玳瑁等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并被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认定为生态或生物学意义重大的海洋区域（EBSAs）。

项目由非营利组织沿海生态系统服务协会（ACES）牵头实施，获得肯尼亚海洋与渔业研究所的技术支持以及渔业局的执法保障。社区参与是项目的核心，由当地渔业管理组织组成的Vanga海草项目委员会负责具体执行保护措施与资金使用决策。委员会成员中女性及弱势群体占比超过30%，体现了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原则。

为实现生态目标，项目采取了一系列科学管理手段。每年4月至次年1月，项目区实行季节性封闭，全面禁止捕鱼，以保障海草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开放期（2月至3月）则严格限制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同时，项目全面禁止使用拖网、炸鱼、毒鱼等破坏性捕鱼方式，在保护区设置警示标识与浮标，并定期组织巡逻与执法检查，以防范非法捕捞。此外，项目高度重视社区教育，持续开展海草生态系统与可持续渔业的知识普及，强化居民的环境意识和共同治理责任。

项目实施成效逐步显现。生态方面，海草覆盖率提升，物种多样性恢复，鱼类幼体的庇护功能增强，并形成显著溢出效应——据估算，实际生态影响可扩展至337公顷，覆盖Vanga、Jimbo、Jasini和Kiwegu四村所属海域。该项目还与相邻的红树林碳汇项目（Vanga Blue Forest）形成协同效应，增强了沿海防护、碳储存与水质净化功能。社会经济层面，Vanga项目通过发行和交易PVBCs，为当地约1.1万名居民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生态资金池。资金主要用于替代生计发展、青年与女性赋能、社区基础设施等可持续发展事项。资金使用方案由社区集体民主决策，并通过ACES国际平台进行财务管理，确保全程公开透明，增强社区信任与项目可持续性。

这些案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生态保护类项目一定要体现综合效益，要力求1+1＞2的效果，但关键要体现在激励上，特别是自愿市场能体现出价值。政策上要引导企业愿意投资在综合效益较高的生态保护类项目上来，给予企业在ESG等评价体系里面更高的评价。

CST：展望COP30，您对林业碳汇的未来有何期待？

李怒云：审慎乐观。为了“重建信任”可能对碳汇项目会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强调生态碳汇的多重效益、追求高质量碳（汇）信用是发展趋势。随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设计中越来越重要，充分认识和科学评价生态碳汇和碳汇项目的真实贡献，建立一套全球共享的项目认证规则和开发标准非常重要，这有助于让项目受惠的主要对象是林地的权利人而非中间商。总之，林业碳汇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它需要科学、政策、市场和社区的共同推动，才能真正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