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具有强制性量化效应的只有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它的第二承诺期即将于2020年到期。

按照期望，一项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应于巴黎大会达成，成为2020年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也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新的核心。

然而，从2012年5月开启新一轮谈判至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0多个缔约方虽然已开展10轮磋商，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有着难以消弭的分歧：它们主要表现在减排责任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等问题上。

记者日前就联合国气候谈判的目标和实质、中国应对气候谈判的态度等问题，专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这位经历多次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专家，还曾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大家都输意味着灾难，是输不起的；一部分国家输，另一部分国家赢，也是谈不成的。国际气候谈判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合作共赢。”杜祥琬总结说。

吵完架，还得握手

记者：距离巴黎大会还有不到1年时间，现在抨击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你如何看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实质？

杜祥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已开了20年，谈判有进展但无突破。人们对此表达不满是很自然的。困难在于：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主观上缺乏承担责任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大幅度减排，不仅要节能，而且要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之低碳化，这一点客观上并不容易。

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分歧，但气候谈判却是吵而不崩、斗而不破。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共生在一个星球上，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世界的永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因此，大家有着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利益，吵完架，还得握手，坚持不懈谈下去，争取达成建设性的成果。

因此，尽管有的国家缺乏诚意，但190多个国家参加的气候谈判，总体上是认真而责任重大的全球性努力，不应将其视为“闹剧”。

有限目标、突出重点

记者：达成新协议应该有怎样的路径？

杜祥琬：我们建议，关于2020年后协议的谈判要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抓住3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以增强信心，然后逐步补充和完善。

首先，先发达国家率先作出积极的绝对量减排承诺。世界上有一批国家在经济、社会、福利、科技、教育等方面先发达了，他们也是碳排放的首先贡献者，“先发达国家”这个概念是客观成立的。

其次，发展中国家也根据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阶段，在2020年前行动的基础上，采取强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包括中国在内。

第三，资金和技术问题上，发达国家要做点实事，这既是发达国家应有的责任和贡献，又可能做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赢。

当然，各国作出的总贡献，有可能与控制气候变化（环境完整性）的全球目标有差距。这就需要有一种对各国的“贡献”进行“调整”的机制，例如，各缔约方对各国的承诺和“贡献”进行“审评”，以评估措施实施的充分性。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按照公约的原则，确定审评的安排和规则，对做得差的提出批评，要求它作出“调整”。关于审评规则细节的谈判，可在上述三项安排确定后进一步细化，在后续的谈判中完成。这种“审评”和“调整”无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还是道义约束力都是有意义的。

美国方式无法复制

记者：现在国内也有声音认为，我们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上的态度还不够强硬，你如何看中国参与这个谈判的原因和动力？

杜祥琬：我曾参加中国专家与美国智库的一次对话，提过一个观点：如果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年人均能耗都像美国人那样，就需要四个多地球才能满足，所以美国的发展方式是无法复制、无法推广的，美国应该降低人均能耗。美国专家对此表示认可，但制度的制约，使他们难以操作。

中国怎么走？跟美国的路子走显然是走不通的。中国提出了必须转变发展模式，这种转变的压力首先不是来自于国际，而是来自于中国科学发展的需求。中国有限的环境容量、气候容量警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中国能与美国比人均多少汽车、人均多少能源、人均多少电力吗？不能比，这样比中国受不了。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前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主动出台2020年前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等三项行动目标的内因。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的国际义务和国内需求高度一致。所以，在实现2020年三项行动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必将进一步推动低碳发展、控制排放总量，并努力争取尽早达到排放峰值，进而使排放总量开始下降。